文档介绍：中西方经典爱情诗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在中西文学史上,爱情诗语的艺术魅力各有精妙。本文拟从其精神价值,表达方式,表达内容等方面予以比较。
【关键词】中诗歌理论的总纲,“言志”,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治国,安家,济天下”传统,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翻阅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忧国爱民,这显示出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编撰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价值支点。“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只有潦倒无聊、穷途末路的文人才会寄情于声色。中国历史上的圣贤英雄都有一个特点,和女色无染。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以赢得妇女的爱情为荣。可以这样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往往把美好的爱情理想与幸福寄于仙境或来世,有诗为例:“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答俗人》)
二、表达方式上
钱钟书对中国古诗有如下评说:“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P16)。钱钟书此说用来描绘中西爱情诗差别特别适合,既说中国与西方诗在感情的表达上大体呈现出想逆的样式。中诗往往讲究含蓄隐晦,表情达意委婉多致,充分借助环境因素,以物起兴,借境烘托,被表达的主体似隐似现,或了无痕迹,让人难以揣摩,大多创造出一种“无我之境”或“超我之境”,中国的诗人善于细腻而含蓄地表达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情感外显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如建安诗人徐干的《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种情感不是如烈火燃烧,不是波澜迭起,而是细水长流,绵绵不绝。而西诗则往往表意直观明了,或激烈张扬,其情感奔涌如暴风骤雨,汹涌澎湃,常常是以主体感发而始,虽然也借物渲染烘托,但目的均在凸现主体,创造出一种显性的“有我之境”。如罗伯特·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所以在选择表达爱情的语言语境上,东西方诗人的差别也很突出,西方诗人的爱情故事大多构筑在高山之巅、大海之上:中国诗人多把爱情故事安排在庭院深处、沓无人迹的小路,甚至寂静的只有两个人的夜空下。总观全体,正如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曾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
三、表达的内容
中西爱情诗的不同,在内容表达的首先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西方爱情诗多以追慕爱人、赞美爱情为主要内容,中国古诗则着重表达与恋人的相思恨别、悲欢离合。众多西方爱情诗大半写婚约之前对爱的渴慕,长于写“慕”,称赞容貌诉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