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为了老师，才是更好地为了学生
柯彤 曲连坤,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兼职教授,任中国妇联家庭教育专家讲师团讲师,原石家庄教科所所长。
《中国教师》:近年来,教师对学生恶语相加、身体惩罚点学校的教师,这种矛盾尤为明显。这些学校的生源往往很差,教师的付出一点也不亚于重点学校的教师,但他们的付出和得到的认可却很难平衡。包括职业学校的教师,他们有很强的委屈感。转化一个差生,让一个基础差的孩子达到同一个起点,教师付出的会更多。
(3)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当教师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对家庭投入的精力显然是有限的。留给家庭的时间少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就受到一定影响,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委屈。我记得有一位男老师在一次演讲中说了一句话,令我感动得几乎掉泪。他说,他的儿子两岁了,“我见到欢蹦乱跳的儿子的时候一周大概有两次—— 一次是在星期日,另一次是在梦中”。这是一位来自县城的男老师,他的工作单位离家有一段距离,骑自行车大约半个小时,每次孩子在梦中他就走了,下班回家,孩子又已在梦中。所以他看到欢蹦乱跳的儿子并进行父子交流的时候,只能一次在周末,一次在他自己的梦中。可以想见,这位教师的工作与家庭的矛盾是极大的,他的内心很纠结,这就会影响他的情绪。
对于教师而言,工作和休息几乎看不到明显的界线,他们往往把学校未完成的事带回家里继续做,有些学校周末甚至也加班,教师们回到家时已是满身疲惫。疲劳之后就容易焦虑,这时候与家人的沟通就更不讲求方式了。如果配偶能理解、宽慰,那是很幸运的事;但如果配偶不理解,还抱怨、发牢骚的话,那就会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长久下去,有些教师与家庭的距离看似很近,实际上却很遥远。这对教师的情绪、心理是很不好的,教师承载着来自学校和家庭双重的不良情绪,那就更没有宣泄的机会了。 (4)能力需求与学衡。尽管我们国家拿出了一定的财力、物力来培训教师,但是从整体上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一线顶大梁的老师们,他们学习的机会仍然是有限的。我曾经给国培的教师讲过课,其中有一位教师三次都在,我就很疑惑为什么三次机会都给了同一个人。后来一了解才知道,那位老师没兼任主要学科,也没有什么事,所以一有培训机会就把他打发过来了。而那些最需要培训的一线教师则埋头在工作岗位上,学校反而舍不得让他们来参加培训,因为教学岗位需要他们。长此下去,这些一线教师也会感到不平衡。
《中国教师》: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进行评价时,%的教师选择了“疲于奔命”这个答案。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中小学教师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
曲连坤:我认为这个“疲于奔命”主要还不是经济压力造成的,而更多的是教师的工作压力,是家长、学校、社会对教师的评估所造成的,这些无形的压力使教师真的是在“奔命”。特别是对于初、高中教师,人们对升学率、中考、高考的关注,让每一位教师,尤其是主科教师面临着巨大压力。
“疲于奔命”意味着在教师单调生活的每一个点都承载着压力。对于课堂上的一节课,有压力;对于作业、考试和差生辅导,也有压力。教师始终在这几个点上很疲劳地奔波着。
除了教师自身,还有来自学校管理者的压力。这种压力到什么程度?它使有的教师甚至对经济收入都已经认为不重要了,一心只盯着自己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始终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状态。
此外,这种“疲于奔命”的生存状态还与我们的班级容量有关,这在重点学校尤其明显。班容量一般都在六七十人以上,让教师处于一个很难应付的状态。比如,一位数学教师要批改60人的作业,就算是只有两道题,要改完60人的作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60个学生每人说一句话,就能让你口干舌燥。
《中国教师》:随着德育工作的深入,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广大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对广大教师的心理关怀却少有提及。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长久以来的盲区?
曲连坤:(1)文化原因。从文化传统上来说,我们对儿孙、对孩子发展的重视根深蒂固。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的发展胜过家长的发展。宁可家长吃苦,也不让孩子吃苦;宁可家长牺牲,也不会让孩子作一点牺牲。在家庭中,无形当中的一种共识就是,孩子的事都是大事,大人的事与孩子相比都是小事。教师本人往往也是家长,这种心理和文化传统影响到教师,他们也会把学生的事看成比家长的事大,比教师自身的事大。所以,当关注点聚焦于学生的时候,教师自己也会忽视自己,他们的眼中也只有学生,没有自己。这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对孩子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期盼,文化的原因造成我们关注的焦点势必会落在孩子身上。
(2)考试机制的原因。在第一线接受考试的是学生,那里是战场,所以为了“前线的胜利”,老师和家长都作出了很多牺牲,而且还牺牲得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