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周作人“平民”
郭文元 摘要:周作人“平民”文学精神强调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强调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作为“公民”的平等性,其为中国现代文学赋予核心价值观。新世纪“底层文学”论争中,跨越“代言者/底层”二分法理论架构的论述,周作人认为,在平等的公民社会中,作为书写者的“我们”,“便是其中的一个人”,“我们”首先须从个人做起,“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我们”“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面对被书写者,“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降低到“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这“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对书写者这样的位置,鲁迅也有相类似的说法:“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在思想上,书写者是先觉者,但在社会属性中又“是大众中的一个人”,因为是与大众一样平等的公民,书写者与被书写者都是以平等的“公民”身份来看待双方的,因此就不存在谁同情谁的道德问题。周作人明确反对浅薄的人道主义同情,强调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不是“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平民文学绝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者、读者,“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的道德”。
但是,周作人所担心的以“平民”的社会属性来理解“平民的文学”的误解还是很快就发生了。20年代中期一些偏向于社会革命的文艺家如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人,把周作人提出的“平民的文学”很快变成了“被压迫者”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平民”变成了部分人,其社会属性被强调。面对这种情况,周作人在1925年写给钱玄同的信中说:“近来很流行‘民众’这个字,容易生出许多误解,譬如说‘民众的言语’,大家便以为这是限于‘小百姓’嘴里所说的话,他们语汇以外的字都是不对的,都不适用。其实这民众一个字乃是全称,并不单指那一部
分,你我当然也在其内,――所谓平民、国民等等名词,含义也当如此。”但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的此起彼伏,周作人的这种思考被湮灭在各种喧嚣的声音中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反抗“贵族的文学”的“平民的文学”,终变成了强调社会属性的“阶级的文学”。
在周作人看来,强调社会革命属性的文学在经济层面,与自己所革命的对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革命者创作出的作品需要革命的对象――资本家去印刷和发行,因此其创作不可避免地首先要考虑“这作品的销路,想到出版者欢迎与否,社会上欢迎与否,更须有官厅方面的禁止与否,和其他种种的顾虑,如是便一定会生出文学上的不振作的现象来”。周作人还举到了一位日本普罗文学领袖的感受:“因为日本的普罗作家,大半都须出卖稿子于资产阶级的出版家以维持生活,如是,他把最用心的作品,卖给那利用普罗文学以渔利的资本主义的杂志社、书店,更没有力量为自己的杂志上作出好的文章来。其结果,使一个普罗作家的精力消耗不少,而好的普罗文学却终于产生不出来。”因此周作人感慨说:“现今文学的堕落和危机,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于他的营业化,这是落到了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再也爬不上来。”
二新世纪“底层文学”的论争
1.“底层文学”界定含混中的纷争
新世纪“底层文学”首先被界定为“写底层”的文学,论争首先起于对“底层”的界定,也即写什么人的问题。多数评论者是从社会学属性来界定“底层”的,甚至有人把“底层”具体窄化为“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写这些人生活境况的文学才属于“底层文学”。由于“底层”的社会属性是以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利中所处的位置区分出来的,因此从社会属性来关注“底层”便主要关注“底层”的物质权利,即表现“底层”在社会资本运作下物质权利方面所面临的极度贫困、生活苦难以及权利的被剥夺。但文学关注的是“人”的问题,单纯对物质权利境况的关注会忽视、甚至遮蔽“底层”所受的精神困境。当然“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对社会现实境遇的反映,但社会现实境遇并不等同于人的精神世界。因此,社会学属性的“底层”和文学属性的“底层”在多数文学评论家的思想中交织在一起,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
其次是对“底层文学”写作主体的论争。“底层文学’’是“谁写的”,是知识分子对“底层”的代言,还是“底层”自己的书写,这一问题涉及的是谁具有表述“底层经验”的权利。认同“代言者”的评论家认为“底层”自己无法表达自己,“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