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等
本刊编辑部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需要新经济模式
中国能成功向市场经济转型,主要是建立在适应性的战略和政策基础之上。这一进程包括社会创新。中国认识到它根本无法照搬在其他国家奏效的经,来将商誉管理和商誉风险评估的责任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有时,公司中甚至根本无人对此负责。因此,当商誉真的受到威胁时,组织内就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无法了解各方对于组织的态度。其后果是,在组织开始维护或者恢复其发展动力之前,往往为了就商誉的现状达成共识而耗费太多的精力,在内部纷争之中错失了宝贵的时机。
在这种被动的状态下,组织必定无法对其商誉所处的局面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因而也无法采取措施来全面维护商誉资产。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呼声最响、要求最为严格的利益群体才能得到组织的关注,但这种有失公允的做法反而在其他利益方中埋下了风险的祸根。如果处理得不够妥当,反而会事与愿违,损害商誉。
除了首席执行官,可以承担商誉管理职责的人员或部门还有很多,如公司董事会、对外宣传部以及那些与关键利益方交往最为频繁的部门(如客户营销人员、负责与股东沟通的投资者关系办公室等),此外还包括专门委以此任的管理人员,如首席商誉官、首席营销官和首席法律事务官等。
不过,我们的调查和经验显示,积极参与商誉管理的首席执行官,再加上一支由跨部门人员组成的任务小组,往往是一个公司防范商誉风险的最佳保障。
但无论组织委派什么人员、采用什么流程来防范风险,防止其演化成无可挽回的危机,企业高层都需要提前对这些威胁进行分析,并根据此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潜在危害以及公司的有效反应能力来确定需要防范的重点。另外,公司应对危机的方式,往往决定了危机平息后公司的商誉是升还是降。
作者Paul A. Argenti为塔克商学院教授
哈佛大学
中印经济奇迹丰富增长理论
不久以前,中国和印度还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落后国家,如今却成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大国,这的确非同寻常。
近来的一些进展,都清楚地表明了增长理论中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阿尔文?杨的假设――这一假设在保罗?克鲁格曼的著名文章《亚洲经济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中得以广为人知。假设内容是,亚洲国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迫不得已的资本积累,因而将转化为收益递减,而非总体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情况要么是赶上西方,要么是产生某种被称为亚洲价值观的东西。)显然,资本积累只能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奇迹提供一半左右的解释。剩下的还是要由TFP来解释,尽管与亚洲文化相比,自由化似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财政扩张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利还是弊。一方面,老套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扩张短期内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大多数增长理论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这会阻碍增长),至少从长期来看是这样的:大型的公共领域往往都存在浪费、低效和扭曲的现象,而财政赤字吸收了储蓄,并排挤了私人投资。
印度的情况似乎恰恰说明上述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印度的经济增长最初始于实施经济改革前的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呢?财政刺激了总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