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前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
前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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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写作《百年文心》一书的过程中,杨春时开始致力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进行反思。传统文学史分期以五四为界,五四以前上溯到鸦片战争为近代文学史,五四以后则为现代文学史,这种分期是建立在五四以后文学具有了现代性的固有而且是假定的前提之上的。在杨春时看来,对这一前提的认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认为,文学史的分期主要应该从文学本身的视角加以确定。总体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有现代性[1]。我们暂时撇开杨春时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是否合理这一问题不谈,应该认为,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问题的考察本身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促进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而且它还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杨春时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问题的广泛讨论。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杨春时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认识在前面个人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同时,他自己的与此相关并对其日后提出主体间性文论思想产生重要而直接影响的某些学术观点主要是以上所提到的现代性问题意识也在讨论中渐趋清晰并得以明确地提出。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杨春时学术思想的渐进性以及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凸现出来的其理论的几个关键词之间的有机联系。
这首先表现于,杨春时在深化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时意识到近代性一词的局限,并采用了前现代性概念来置换它。这样,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问题就转换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问题。在他看来,这避免了概念混乱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2]其次,在讨论过程中,杨春时发现,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表面上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背后其实却是一个文学现代性问题,因为文学现代性是确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依据。于是,他又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史。[3]
在这里,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涉及到杨春时对于现代性、文学现代性等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事实上,他以前现代性概念置换近代性一词的问题,就内在地包含着这一方面的内容,他正是在对现代性、文学现代性进行界定的前提下来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的。因而,我们以上分两步来进行阐述,只是为了突出问题域以及行文表述明晰的需要,而并不是说在杨春时的学术思想中前现代性、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等命题的提出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关联是,确立了现代性问题,才有所谓的前现代性问题。
在《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一文里,杨春时持论,现代概念的核心是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领域的概念,它指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理性精神,其中包括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在这种理性精神驱动下,人类文明才发生了反传统的变革,进入现代社会。在他看来,社会进入现代史,并不意味着文学获得了现代性。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不平衡、不同步,因而文学现代性的获得要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其二,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二者性质不同。传统文学观认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