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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梦想之源:父母师长的养育与栽培
 一、承蒙父母养育之恩
38年前当母亲生下我时,她已经失去了三个孩子与一个丈夫,当时我不但生得又瘦又小,眼睛还有生理缺陷,她怕我也养不大,连名字都不敢给我取,用“猫崽”的小名来代替。据说际,他又邀请我随他一起去了广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出任他的校长助理,他的理由是“相比做生意,教育才是更高尚的事业!”在那里我学到了经验与教训,但却无法实现自己独立办学的梦想。我接管思源学校后,虽然我俩见面交流的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多,但他仍然通过短信与面谈等方式鼓励我,其中有一条短信是这样写的:“面向未来,脚踏实地你一定会成功!”
帮助与影响过我人生的老师还有很多,像当初动员我南下的郭味纯、王勤夫妇、我的班主任贾荣欣老师,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榜样作用让我坚信“教育事业的崇高与教师职业的伟大”;坚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命运”。因此,在我的生命中我把自己的爹娘看作是“生身父母”,把老师看成是“再生父母”,对二者永世不忘,并由此提出了“致富思源不忘本,富而思进有理想”的思源人的新内涵以及强调凡是进入广州思源学校就读的学生一定得过好“劳动关、文化关、思想关” ! 今天的独生子女不缺智力与营养基础,但缺少人文关怀、缺少人际交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与艰苦劳动的磨炼、缺少对命运的思索与理想的追求,早恋、网痴、厌学、叛逆的根源是内心的空虚与失去了人生大方向与奋斗的目标。假如一个人缺乏“致富思源不忘本,富而思进有理想”的品德与精神,假如今天的学校教育仍然只停留在考分、排名与读书仅仅是为了上大学的水平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心理教育与教学生如何做人等社会课程的严格训练的话,那么这一代人日后的生存就肯定会有困难。怎样的素养与学****品质最重要?什么样的人长大后才最有出息?对此,无论是父母还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深思!正是根据自己的成长历程与长期以来的思考,我才逐步形成了“坚持面向人生的教育观,培养走向未来的现代人”的教育理念。
 三、体悟生命成长之乐
事实上我想独立办学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一直没有实现的机会。当我23岁知道自己实现不了数学家梦想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并设计另一条人生道路:希望有一天能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可以拥有自己的“帕夫雷什中学”。正是在那一年(1991年)的秋天,因为盖房子、自费进修劳累过度与生活贫困,几乎是一病不起,住进了乡村卫生院,空洞洞的病房整栋楼就我一个人,一到夜间阴森、恐怖得可怕,医护人员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生命垂危。最终是我担任班主任的一班学生,走路的走路、骑单车的骑单车,一下子五十多号人都拥进了医院的大门,唤醒了从院长到医师与护士们的良知,让我脆弱的生命最终获救了。因此,严格地说是我的学生们的眼泪与真诚,而不是医生们的医术挽救了我的生命。
从那一刻起我就发誓:无论到哪里教书都要成为一个受学生尊敬与爱戴的好老师、好班主任,从此不再有考数学研究生的梦想了。一出院我就利用带病休养的时间带着几位年轻要好的同事,不分白天黑夜去做家访,写调查日记与报告,不管学生家里穷富远近都一个不漏。今天我提出的广州思源学校选拔教师的标准就是在参考李镇西老师的一份答卷并结合我当年的实践修正后提出来的,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然而这种行为并不能为当时学校的领导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他们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还在教师大会上对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我写的《家庭教育调查报告》看也不看,认为教书只要认真上好课就可以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也让我很失望!当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六年半、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与实现梦想的机会以后,我选择了只身南下。到1999年4月我再一次在广州抛弃公房与公职毅然辞职下海,也差不多是这个缘故。我常想:一个人没有远大的理想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远大的理想却无法实现也是痛苦的。
我从16岁那年心理学教师刘水兰女士送给我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开始,到23岁立志要做一个好老师、好班主任甚至好校长,至30岁正式在媒体上发表“这样的校长可信”,最后被迫下海进入当时国内最有名的科利华教育软件集团公司;从1993年在《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孙云晓先生写的《来自夏令营中的较量》以及《神圣忧思录》等文章,到1998年11月读到傅桦、王伟群在《中国青年报》上合写的《来自CSC赴美夏令营的报告》以及科利华组织的《学****的革命》,都让我产生了一种自己做校长办一所心目中理想学校的冲动。今年4月16日下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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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云晓先生在广州见面时再次谈到当年的梦想,在教育孩子上我们应该虚心向日本的父母学****我是在1999年4月21日进入科利华集团广州公司的,那一天正是我农历31岁的生日,广东科利华公司的胡见阳总经理与《师道》杂志社的一班朋友在原东山区省委附近的小观园酒楼为我专门举办了一个酒会,大家都祝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