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与未来趋势
动态的角度看,永远也没有所谓饱和的市场和只能毫无例外地产生微利的产业,更不用说像我国媒介产业这样具有极大开发潜力和可持续发展可能的产业。
善于创新和寻找细分化的市场,突出其彰显自身核心价值的差异点是未来传媒业竞争的主战场。
一、走过二十年,我们尝试了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播业发展轨迹的素描
一位社会学家说:“要想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可以从观察这个城市厕所的清洁程度人手,要想判断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可以从观察这个人将废弃物投入果皮箱的准确程度人手。”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不妨从一些具体的、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人手来为我国大众传播业在改革开放20年的沧桑巨变的发展轨迹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81年前后新闻界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问题的提出。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业务技巧问题,实质上却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政治教科书”的功能和角色扮演中走了出来,开始应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向着履行多种功能、扮演多种角色的方向转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语言就是新闻媒介面对社会的“表情”,这种“表情”的单一抑或丰富是由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单一和丰富决定的。毫无疑问,自上而下宣达政令需要一种语言、一种表情,而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消遣则需要与此不同的别种语言和表情。不难设想,如果用庄重的新华体式的语言去表现信息服务或娱乐消遣的内容该是一种怎样的不和谐。
第二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1年前后兴起的报刊界的“周末版”大潮。尽管对其间走红的“星腥性”式的报道内容人们至今还颇有微词,但这场大潮给中国传媒界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说到它的真正意义,其实还并不仅仅在于它启动了中国的报刊业市场,使人们当时的“解闷”需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它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深刻内涵在于,我们的报纸和刊物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的取舍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开始突出和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从而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标准上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一变化被一些传播学者称之为我民化革命”。
第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开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焦点时刻”,以及紧随其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这些新闻类节目的走红表征着我国新闻媒介第一次以“新闻”作为自己的“第一卖点”。在此之前,我国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主要是宣传教化的工具、文化传承的工具以及娱乐消遣的工具;而从这时起,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至此,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和角色体系得到了系统性的恢复和重建。
第四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7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它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进程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而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一直顽固地把大众传播媒介定性为单纯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不提马克思早就言明的新闻媒介既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也有经济基础的性质的论断,拒绝把市场范畴引入传播领域,拒绝用市场的办法实现传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实现有效的运作。
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这便是我国大众传播业2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未来5~10年可能成为我国大众传播业发展的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会发生在哪些领域?我们预测,它们可能发生在下列两个方面:一是超大规模的媒介集团的问世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领域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二是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
二、从“一老”满意到“三老”满意:我国媒介业生存法则的变迁
以报业为例,近20年来,我国媒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单一报种时期”,这一时期,不但报业规模小,而且从品种上看几乎清一色地都是机关报;继而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多报种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报业高速成长的“跑马占地”时期,表现为新报种的大量涌现,报纸覆盖不到的空白地带和空白领域日益减少,但与报种的丰富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报纸的规模普遍偏小;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目前正在面对的“厚报时期”,中国报业开始进入以规模化竞争为特点的市场成熟阶段。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的压力下,努力把自己的规模做大,便成为许多报纸抢占先机,降低风险的基本对策,随之而来的让人感受最为明显的便是一轮接一轮的“扩版潮”。如今,几十版的报纸已成一种时尚,上百版的报纸也并不鲜见。
与上述报业发展阶段的变迁相对应的是,我国报业的生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