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五讲 建国以后的翻译
我国的翻译事业，从以先辈玄奘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开始，到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清朝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和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学翻译，到五四时期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为旗帜的新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语汇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即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 （陈福康, 200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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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翻译与创作并重
“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上的美妙；还不够，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经这样彻底咀嚼了原作了，于是第二，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格的一副笔墨。”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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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1908—1966）
翻译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
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 罗兰、巴尔扎克、 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了广大 的中国读者。法国文学尤其是 巴尔扎克权威翻译家
《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巴尔扎克），《约翰 克里斯朵夫》（罗曼 罗兰） ，《幸福之路》（罗素）
傅雷的翻译思想： 在《论文学翻译书》中他说：
事先阅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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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及行文****惯……总之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 （陈福康：2005：389）
化为我有，吃透原文方能进行再创作 蚕吐丝
继承了中国近代自鲁迅、茅盾、郭沫若、闻一多、以至林语堂、朱生豪等人关于艺术作品翻译须“传神”的观点，又结合自己对于艺术的深湛修养，反复强调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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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陈福康：2005：391）
理想的译文 “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译害辞的弊病了 ” 。（王秉钦，2005：237）
强调译文 “气息贯通——文脉贯通”： （翻译上）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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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下一句跟上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既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成了一杯清水。……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家欣赏原作。原作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 王秉钦，2005：237-238）
傅雷认为，如果意脉不贯，“句句断，节节断，”支离破碎，全篇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徒具形式而拼凑内容的“散”文了。（王秉钦，200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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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1910－1998），
文学家、文论家、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文化昆仑”,名震国际的大智者。 他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 西等国文字与学术，其最著名的 学术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篇》、 《七缀集》等。 他的治学特点是：涵盖古今， 横跨中外广征博引，通而化之。
钱钟书发表一系列关于翻译的文章，在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是关于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媒”和“诱”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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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化境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王秉钦，2005： 243-244）
这种造诣高的翻译，就像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进而指出，好的译本消灭自己，把我们向原作过渡，倒是坏的译本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