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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值中国向近代化转向的重要时期，也是近代启蒙思潮蓬勃进展的时期。“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争论国民性的问题，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理想塑造的人”[1]，对中国教育的宗旨是培育人才，而教育的宗旨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进展和变迁不断进展和变化。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育政治人才到20世纪初年的培育“新民”，说明他对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培育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变为更广泛、更一般的国民。
（二）重视培育公德
近代梁启超争论中，梁启超道德思想争论相对被忽视，而且争论者“比较忽视梁启超在现代中国早期对道德重建的思考”[4]。晚清以后，中国陷入空前的道德危机，梁启超不忘如何重建中国的道德传统，考虑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时如何进行道德重建，他对公德和私德的论述即是一例。何谓公德，何谓私德，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身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行缺之俱也。”[3]190他认为私德教育是中国几千年来德育的中心点，造成中国人私德发达而公德萎缩，公德是我国国民最缺乏的国民性之一，应当培育中国人的公德心。中国传统伦理留意处理个人与个人关系的私德，而忽视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公德。因此树立国民的公德意识成为培育“新民”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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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提倡的“公德至上”思想是合乎时代需要的。他看到传统中国留意私德和当时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文明程度的低下，强调培育国民公德无疑是切中时弊的。
（三）论尚武
梁启超认为国民柔弱不武的风气必需予以扭转，缺乏尚武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大耻辱。他提出尚武既要讲究尚武形式，更要讲究尚武精神。要养成尚武精神，就必需具备“三力”，即“心力”、“胆力”和“体力”。“心力”是在特殊条件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身体强力。“胆力”是无所畏惧的行为力气。“胆力”由自信力所产生，大凡人间的一切境界，没有不是人心自造的，“自古英雄豪杰，立不世之功、成建国之伟业”，没有一个不是凭“胆力”冒大险、克服困难而得来的。“体力”是指健康的体魄。体魄与人的精神有亲热的关系，“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为有健康体魄，国人要“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3]268。为此，国人应当“练其筋骨****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主”[3]268。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中国“民族不武”的缘由，呼吁抛弃传统观念和****俗，以强力抗外侮；他号召“同胞奋其雄心，鼓其士气”，“易其文弱之旧****奋其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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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些观念，明显是在中国被帝国主义群雄眈视、随时可能亡国的现实中产生的，它的正值性和合理性，体现在对救亡图存的实效上，而五四以后，梁启超在文化观念上则有由有用向学理回归的倾向。”[5]
三、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启示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容丰富、深刻，具有良好的教育学意涵，下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在教育目的方面，教育究竟要培育什么样的人？这是今日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提出培育“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育少数的“精英人才”的观点对于今日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