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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却可能具备登记这一法定的公示
方法。于是，冲突发生在法定公示的权利与信赖保护之间，这毫无疑问是更为剧烈的冲突;在如此
剧烈的冲突面前，不假思索地舍弃抵押权人而迁就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显然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演
绎“通过法定方法公示于外的权利”与“信赖法定公示方法”之间“大比拼”的“始作俑者”乃
近现代担保立法对物权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背叛。本来，公示物权的方法应当具有统一性，
同一类型的财产权利应当采用同样的公示方法，为了践行公示方法的统一性原则，大陆法系民法一
般以登记公示不动产物权，而以占有公示动产物权。然而在动产抵押步入法律殿堂以来，这种物权
公示的二元格局不得不被打破：因为设定动产抵押时并不需要移转标的物之占有，于是，动产抵押
权事实上不可能通过动产物权的近似于“天然”的公示方法——占有来公示;为了实现物权公示的
社会理想，法律不得不另辟他径，以登记来表征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与存续。问题的关键在于，抵押
物的受让人既然可以信赖占有抵押物的抵押人权利的完整性，本就不必理会除此之外的登记公示的
权利;与此相对应，抵押权既然通过法定方式公示于外，本就应推定公示之后无善意第三人。如果
承认此时登记的(公示)对抗力，就必然否定占有的(公示)公信力;相反，如果承认占有的(公示)公
信力，又必然否定登记的(公示)对抗力。
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虽然孕育了抵押权与抵押物受让人发生冲突的巨大可
能，但这种冲突未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果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则欠缺公示的抵押权当然让位于
受让人的所有权，即便受让人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实;在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如果受让人明
3知或应当知道抵押权存在的事实，即受让人陷入恶意，则其利益保护当然要劣后于抵押权人。受让
人知悉抵押权的途径，既包括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主动告知，也包括主动在登记机关偶然查知。与
善意取得中对第三人善意的举证一样，抵押物受让人无须举证证明自身善意，而应由抵押权人负担
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责任。
(二)动产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利益冲突的核心：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如前所述，在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下，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占有抵押物的公信力存在着深刻
而持久的矛盾，该矛盾所外化出的利益状态如何，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与动产善意取得的情形
不同，在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没有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竞相争夺以获取抵押物所有权的可能。
因为，作为一种价值权，抵押权人仅关心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对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所有权归属
并无多大的热情，只要其债权能够通过债务人清偿或抵押人承担(物上担保之外的)责任的方式而满
足， 就全然没有从受让人处追夺抵押物的必要，唯有债权人的债权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从债务人或
抵押人处满足时，抵押权人才可能要求以受让人取得的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并从其价款实现自
身债权，异言之，抵押权人充其量为受让人的所有权蒙上负担;从受让人的角度而言，即使其钟情
于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法律上的所有权， 既然不存在在此点上与其竞争的抵押权人，受让人完全
可以蒙受抵押权负担，纵然抵押权人主张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受让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涤除权或
代替债务人清偿等方式从而成就抵押权人，之后再要求抵押人向自己负担相应的责任。如此看来，
债权人若能从债务人(特别是抵押人处)通过行使抵押权以外的方式实现债权，或者受让人行使涤除
权、代债务人为清偿后能易如反掌地从抵押人处获得补偿，则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围绕着抵押物转让
的冲突并不存在。导致冲突实在化的利益根源在于，无论是抵押权人或者善意受让人难以或者根本
不能从抵押人处获得充分的补偿，即抵押人因无资力而陷入清偿不能。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
4“清偿不能”并不仅指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时抵押人为不能，而且在抵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