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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大观楼的两副长联-名胜古迹对联

昆明大观楼以秀美风光及长联闻名天下。与其同时，在大观楼旁边还曾有一座华严阁，也以风光独具和长联闻名。
先从大观楼说起，斯直到他去官离昆后滇人才恢复孙髯翁长联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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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是，就在阮元改联之前不久的道光初年（１８２１年之后），有一个净乐和尚，捐资在大观楼背后又建起了一座五楹三层的华严阁，并自撰一长联：
叠阁凌虚，彩云南现。皇图列千峰拱首，万派朝宗；金碧联辉，山河壮丽。视晴岚掩翠，晓雾含烟。升曙色于丹崖，苍松鹤唳；挂斜阳于青嶂，石厂猿啼。暂息烦襟，凝神雅旷。豁尔讴歌叶韵，风月宜人。性境幽闲，互相唱和，得意时，指点此间真面目。
层楼映水，佛日西悬。帝德容六诏皈心，百蛮顺化；昆华聚秀，宇宙清夷。听梵呗高吟，法音朗诵。笑拈花于鹫岭，理契衣传；侪立雪于少林，道徽钵受。久修净行，释念圆融。历然主伴交承，圣凡泯迹。心源妙湛，回脱根尘，忘机处，发挥这段大光明。
这副长联减去四个虚字“于”，它的字数和大观楼长联一样，也是１８０字；它的下联也重一个“心”字，也同大观楼长联一样。这不知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作者的一种故意。从它的内容讲，孙髯翁是用诗人的技巧和历史的眼光写长联的，而净乐和尚则是用诗人的技巧和佛家的眼光写长联的。前者是用骈文的结构、诗句的笔法组成长联的形式，后者也是用骈文的结构，但兼用骈文的笔法和诗句的笔法。而两者都严格遵守骈文的句式规律，即句尾平仄粘对（现在人们称之为“马蹄韵”）。如果站在文学艺术的角度看，自然是孙髯翁的长联更能得到人们的称诵，如果是站在佛家的角度看，那当然是净乐和尚的长联更受佛家思想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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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八年（１８２９年），即阮元在云南执政期间，按察使翟觐光把大观楼增建为三层，以和后面的华严阁一样高，阮元的改联也可能就是在大观楼增为三层时重刻挂上去的。直到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发生兵乱，其间的３０年间，高达三层的大观楼和华严阁耸立滇池边上，两副长联互相辉映，给当时的昆明增加了辉煌。兵乱中两座楼及其联匾全部毁于战火，直到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才由马如龙重建。但他只把大观楼重建，华严阁就不复存在了。大观楼重建后，马如龙将原陆树堂草书的孙髯翁长联以拓片重刻，并由当时的总督劳崇光题跋刻于联末：
滇南大观楼长联，乾隆中孙髯翁撰，陆树堂书，排奡纵横，大气包举，海内传诵久矣。咸丰丁巳，已毁于兵燹，联亦无存。今云峰军门捐廉重建斯楼，并购得旧拓本付手民，一方胜迹，顿还旧观，甚盛举也。适予初莅行省，乐观厥成，为识其缘起，俾后来者有所考焉。同治丙寅春，善化劳崇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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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书堂的草书长联现仍挂于大观楼二楼，它和劳崇光的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大观楼长联创作于乾隆中即１７６６年前后，此时孙髯翁已７０岁左右，早已“家道中落”，“晚岁甚穷”，联写成后只能由别人（即徐敏，字际良，号良斋）来捐资刻挂。有人说孙髯翁作长联于青年时代是没有根据的。二、陆树堂的草书为“万顷晴沙”，其“沙”字并不是“莎”。陆树堂的草书同后来于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总督岑毓英重修后赵藩的楷书，中间只有一个“辜”字赵藩将其改为“孤”，赵藩另有文章说明，他考证出孙髯翁常以“孤负”为“辜负”。岑毓英重修此楼时，其弟布政使岑毓宝也题有一联：
望海忆当年：叹千层浪涌，百尺涛飞，安得滇海长清，再造危邦成乐土；
登楼忻此日：看六诏风和，三迤云丽，从兹岑楼永峙，常教止水不为波。
现在再来说一下马如龙。马如龙的功劳除了他恢复了大观楼的重建和长联的重刻，他还用宋湘的诗句“千秋怀抱三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作为短联挂于大观楼的后面，现在人们称赞前面的长联和后面的短联为两颗璀璨的明珠。马如龙自己的创作虽然平平，但他把宋湘的这两句诗作为联挂出不能不说是很有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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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楼当时还配有不少的小建筑，这些小建筑上也有不少联是很有特色的，例如在“涌月亭”左右各有一副联：
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