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蔡洁++夏显力��
Summary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农户没有参与农地流转的主要原因。Dieninger和Feder[18]认为除土地规模和农户财富外，交易费用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地市场的意愿。伍振军等[8]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4种主要模式（M、M-、S+和S模式）中政府主体行为、农户、用地主体交易费用，发现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有效流转的有效途径。Deinger[19]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会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具有阻碍作用。侯建昀等[20]认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对农户转入农地的规模有重要影响。罗必良等[3]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外部环境和第三方组织三个维度的交易费用认知不利于农地流转，而关于合约安排产生的交易费用则有利于农户转出土地。在市场交易方式下，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有限，但农户行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显著[21-22]。但从中国各地农地流转的实践结果来看，中国农地流转的发展情况堪忧。无论从政策、理论还是农户视角分析，农地流转在当前中国都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关天经济区农户的抽样调查，将农户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禀赋和交易成本认知两方面的潜变量纳入实证分析模型中，研究它们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1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认知决定个体的行为意愿，个体的认知程度越高，行为意愿也相应越高。农户在进行行为决策时，首先要甄别、筛选所收集到的信息以形成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个体之间存在认知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使得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了显著差异。农地流转可以看作是市场环境中的一项交易，科斯认为市场交易需要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即交易成本。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不明晰产权界限的存在，农户对交易成本认知可能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变量。农户农地流转交易成本认知主要是以农地流转过程中，交易主体为寻找流转对象、谈判和签订流转合同、监督和执行协议三个阶段为背景，并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根据已有文献，农户家庭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背景下，农户分得相对均衡质量的农地，但农地面积会因家庭人口的差异而不同。家庭分得农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数量会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的决策。同时，中国农村是一个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
会有限，而劳动力和农地资源的不匹配就需要农地流转市场来解决[16]。当农户预期与自身禀赋产生差异时，具有農地经营禀赋的农户倾向于转入农地，且转入面积较大，而具有较强非农就业禀赋的农户倾向于转出农地。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根据各个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情况，分层随机抽取10个乡镇，由于关天经济区（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和甘肃省天水市）大部分区域在关中境内，故本文按照7∶3的比例在关中和天水选择样本，调查样本分布如图1所示。所选取的乡镇在农地流转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调研地点的选取具有代表性。根据村庄的大小，每个行政村分层随机选取25—35个农户。本文所选取的行政村分别是：揉谷镇光明村、陵东村和陵湾村，大寨乡官村和黎张沟村，王桥镇柏章村，安吴镇刘德村和淡村，药惠乡麦张村、东升村和银王村，通远镇仁村，南寨镇朝阳村和新西村，中滩镇雷王村、张白村和四合村，汪川镇万家庄村以及永清镇苏屲村。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660份。在问卷录入、生成数据库后，课题组对数据进行了逻辑检查和区间检查，即检查各问题的选项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落入合理的数据区间内，同时对部分存在疑问的样本进行电话回访，经过整理，删除含有缺失值的问卷后，共获取622个有效样本。
由表1可以看出，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样本农户整体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这反映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7岁，家庭人数普遍偏多，整体文化程度偏低。样本农户家庭农业收入
的比重为20%，表明在关天经济区农业并不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劳动力的均值为1，表明留在农村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较少。具体所用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模型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