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内容提要】甲午战后,中国国内要求改革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方传教士在斯时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广学会传播西学,推动了维新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他们结交朝中权贵和维新派,鼓吹变法,对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传教士的努力,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摘要题】戊戌变法
【关键词】传教士/广学会/戊戌变法
【正文】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少涉及他们参与中国政治改革层面的研究,且评价也有欠公允。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方传教士就在舆论工具和私人关系两个层面上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当中。作为旧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试图以戊戌变法为切入点,探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参与及影响,并对其活动作一客观的评价。
一、广学会和西学的传播
早在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就开展了西学的宣传,广学会是当时传教士传播西学的重要机构。它于1887年11月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书会,1892年改称广学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实为该会发起创办之第一人。广学会的创立有其特定的目的:会中本旨,期取各国至善之法,以及国势盛衰之所系,著书立说,明告中国官吏绅士:
“特别注意感劝一般有学有位的人,早行改革,而谋维新。”[1](P235)
1890年,韦廉臣死后,英人赫德推举本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督办,掌管整个会务。此后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1916年辞职,长达25年之久。
广学会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翻译出版了很多西学书籍,具体来说分为如下几类:[2](P452—453)
,有艾约瑟:《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东方交涉志》、《列国岁计政要》;裨治文:《联邦志略》;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列国变通兴盛记》、《欧洲八大帝王传》等。
,有花之安:《西国学校》;林乐知:《文学兴国策》、《七国兴学备要》等。
,有丁韪良:《万国公法》等。
,有李提摩太:《农政新法》等。
,有傅芝雅:《开煤新法》、《冶金录》等。
,有丁韪良:《富国策》;艾约瑟:《富国养民策》等。
,有《中西教会报》、《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西国近事汇编》等。
,有花之安:《自西徂来》;韦廉臣:《治国要务》;李提摩太:《新政策》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书籍有2本,即《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前者“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2](P455) 后者“命意所在实欲中国之行新法,学西学以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其有益于中国非浅矣”。[3](P398—399)
广学会的书籍在当时很受中国开明绅士和官员及一般知识分子的欢迎。一个自称为古吴居士的人对传教士的书大为赞扬,说:“中国之为政者读之,可晓然于治国临民之本,以宏其帝德王道之新模;中国之为师者读之,可恍然于辅世育德之源,以扩其守先待后之新学;中国之为士者读之,可穆然于尽人合天之诣,以求其黜伪崇真之新道;中国之为民者读之,可洞然于经营制造之端,以得其农工商贾之新法,其裨益于吾华之国计民生者,岂浅鲜哉?”[4](P215) 有资料显示其书销售额:1893年收书价洋银800余圆;1895年收书价洋银2000余圆;1896年收书价洋银5000余圆;1897年收书价洋银12000余圆;1898年收书价洋银18000余圆。[1](P217) 短短的5年,售书之收入增加近23倍左右,其书籍影响之深和中国追求改革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甲午战后,盗印传教士编译的书籍之风愈演愈烈,虽经清政府干预禁止,也无济于事,几乎“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5](P632) 前文提及的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的《中华战纪本末》尤为突出。据记载:本会(广学会)各书屡遭书贾之翻刻,他省不及察,所察而知者,四川一省翻版至十有九种,虽属大干功令,而人多喜阅,实为信而有徵。[1](P217) 盗印之风的盛行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广学会的书籍深受国人喜爱。
为了扩大西学的传播,传教士还进行了大量的无偿赠书活动。赠书一般选择于科举考试之时,在考场外分发。书中内容大多接近于考试的时务策论,偶尔也会带有宗教宣传品。
对于政府官员,“广学会不时赠送书刊给他们,部分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及总署大臣等均常收到广学会出版的名著……总署并以之《进呈御览》”;“甚至华亭知县葛培义,亦曾接到西士步君赠送李提摩太的《西铎》”。[6](P113)
据统计,戊戌变法前后赠书大致情况如下表:[3](P404)
年份书报册数小册子和单张册数
1988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