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传播文明的影戏(1905—1931) 寻梦《定军山》
1896年8月2日,电影这个“新奇玩意”出现还不到8个月,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大张旗鼓地放映了最初的影像。虽然这次放映未必是中国电影放映的第一次,但至少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史料中,这是最早的记录。
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天随着放映机的转动,投射在银幕上的影像都是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报章所登载的影戏广告,却告诉我们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看到的是怎样的影像:1902年,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张园上映新片的广告,开列的影片目录中有:“花旗、法国大赛珍会”(即英法世界博览会),“美国大战哑非利加”(即美西战争),“中国拳匪大战大沽口”(即中国的义和团事件)。这些刚刚发生不久的世界大事,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当时的人们就“赞叹那做电影的人,搜索枯肠,想入非非,真是世界上无声的大教育家”。然而,这“无声的大教育家”在很多年里,始终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国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外国人摄影机里的中国。
正如洋火、洋油等许多舶来品一样,中国人最初把电影这一舶来品称作“西洋影戏”。就像许多西方文明总是首先在上海登陆,但真正拿起电影摄影机的中国人却是守着皇城根的北京人。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购买了一套法国制木壳手摇摄影机,并说服适逢60大寿的菊坛泰斗谭鑫培站在摄影机前,开演了京剧《定军山》“请缨”、“舞刀”和“交锋”等三个片段。开拍前,任庆泰对刘仲伦等年青技师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活动照相吗?”
当《定军山》在任庆泰自己的产业——大观楼影戏院放映时,京城的戏迷奔走相告,京城的第一批专业影迷就此产生。“西洋影戏”与国人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听戏,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中国人的***由此悄然转变,电影院每天早晚各放一场,每张票一至二角,男女分座几乎是所有电影院的规矩。在天津,权仙影戏院为便于晚场的观众回家,还“特向电车公司定下电车数辆,每夜散戏,候于园左,以送抵城之客”,看电影已成为生活的时尚。
遗憾的是,关于《定军山》的记录,我们只见于文字。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存中外影片27200多部,1922年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三本短片《劳工之爱情》,是馆藏影片中年份最久的故事片。就是在这一年,郑正秋、周剑云、张石川等同道中人组成明星影片公司,同时,在拍摄现场开始使用由陆洁翻译的一个名词“导演”。
传播文明的影戏(1905—1931) 第一个繁盛时期
1913年元旦,临近外滩的香港路一方空地上,一群文明戏演员出演了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影片。这是郑正秋根据家乡广东潮州婚姻旧俗而构思的故事短片,批判了在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虽然政府已明令小学男女同校,但在摄影机前表演的演员还是清一色的男性,片中的女角也由男性演员担任(同年,香港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庄子试妻》,严珊珊扮演丫环,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简陋的布景借用于文明戏班,挂衣钩、自鸣钟和新式桌椅等各式道具甚至是用笔画或用竹纸扎出来的。而摄影机后的“主创人员”——25岁的郑正秋和24岁的张石川,此时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影片的编剧和导演,甚至对摄影机机位的变换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却明确地知道“创造生气勃勃的空气,来改造中国死气沉沉的现象……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因为外国人用影戏表现的中国人,“。不是污蔑的,就是隔膜的”。从美国学****戏剧归来的洪深教授,在为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起草的《征求剧本启示》中称“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教化作用已经有着十分明确的认知。
1923年,一辆客车在京汉铁路上缓慢前行,车厢内,张石川独自陷入电影梦的冥想。他此次汉口之行是为了《难夫难妻》的发行,却在旅途的寂寞中构想出一部对中国电影影响极大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在这部默片里,导演郑正秋“教化社会”的宗旨以及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艺术主张得到很好的伸张,影片在各地公映时获得了超越好莱坞影片的票房业绩,上海影院首轮放映时票价高达一元,而当时的京剧名角梅兰芳的演出也不过如此。
《孤儿救祖记》票房的成功,吸引了民族企业家,他们纷纷投资开办电影公司。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140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从此扭转了以往将电影视为游戏业的观念,电影人普遍认为电影“将要成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业。
《孤儿救祖记》的另一项收获,就是影片的主演王汉伦,她扮演的沉默寡言、身世凄苦的年轻寡妇形象,在感动观众之余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海。她成为女性职业电影演员第一人。此后一百年间,电影明星成为一个特殊的名号,引领着社会的审美取向。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