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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立鹏】中国是片海洋,费立鹏是座孤岛.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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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OISIT费立鹏,加拿大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中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国际预防***协会中国总代表。
费立鹏先生****惯把中国叫“国内”,把其他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加拿大—叫“国外”。这个62岁的加拿大人已经想不起这个****惯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记得“很久了”。
他黑头发,黑色眼珠,体貌上看起来挺像东亚人,眼不尖的人,一眼看不出这是个“老外”。他的屋子里共有39堆文件,每堆几份到几十份不等,用红塑料绳捆扎好,一多半比肩接踵放在地板上,一小半在宽大的工作台摊开,还有少数散见于窗边和书架,霸占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从左、后、右三面把他和他的小号电脑桌包围。
从门口看去,他面朝电脑,坐在办公室中央的简易椅子上,像一座被海水包围的孤岛。
这个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的一把手,花了整整18年,研究***—确切地说,是中国人的***。
直到今天,“***”在中国仍是个颇为敏感的字眼。中国还没有一个名称中包含“***”的研究机构。2002年,当费立鹏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个预防***中心时,报上去的名字是“北京预防***中心”,最后批下来,改叫“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费立鹏是第一个向世界公布中国***问题的人。同年,他在《柳叶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率:1995-1999》。***率,宣布真实值为接近世界最高值的23/100000,这相当于当时美国***率的两倍。论文还在开头直接指出,“中国官方报道的死亡率资料的样本来源不具代表性”。
他努力让“***”这个词脱敏。2003年起,费立鹏就希望中国政府建立一个全国预防***计划。他甚至想办法把卫生部、农业部、妇联等部门官员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官员聚集到一起,筹办了一场“中国国家预防***计划研讨会”,在会上,他提出了非常详尽的计划草案。那大概是他对这个计划最乐观的时刻,他觉得不需要等待很久,大概“一到两年”。
不过,直到现在,他的努力还处在无效阶段。尽管他几乎抓住了所有的发言机会推广它:政府座谈会、高校讲座、学术会议以及媒体采访—绝大部分关于费立鹏的媒体报道,都包含这一关键词和费对其重要性的论述—但事实是,这个预计将使***率下降20%的计划,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接受。
他不愿意详谈这个话题,更不愿意说出相关的例子。可在这个加拿大医生看来,要真正做到预防***,只有这一条路。
人们把同为加拿大籍的医生白求恩和他联系在一起,叫他“当代白求恩”。他对此不太赞同:“我不是外科医生,我在中国的时间比他长了好几倍,我活着没死,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领导给我写信。”
“你是不是有点堂吉诃德的劲头?”
“尽管你没有成功的机会,还是应该战斗。”他说。
1976年,26岁的费立鹏无意间上了一艘从新西兰开往中国的参观船,前往这个自己一无所知的国家。
那时,他正在新西兰一个医院做医生,与他同住的室友邀请他一同去中国参观。在中国待了3周后,他惊讶于这个国家经济条件这么差,基础的公共卫生体系却做得很好,即使在最穷的农村,孩子也有预防针打。回到新西兰后,他脑子里还不断地闪现出那些上山下沟的赤脚医生。“医生这个职业,就应该去帮助更多的人。”他说。
他的一个朋友正好在负责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他报了名,随后被北京语言大学录取,作为新西兰留学生,再次回到了中国。
在那个年代,他曾在人满为患的天安门广场上喊过口号,他觉得“荒唐,但更多的是兴奋和刺激”。他第一次产生使命感,感觉自己“正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与之相比,回到北美当一个体面而平庸的医生对他毫无吸引力。费立鹏选择留在中国,“在这样的时代,我该做一点事情”。
当时的中国穷困、落后,夏天天热,老百姓直接睡在街道上。他去餐厅吃饭,一群人在外边敲窗户:“快来看!洋人不会用筷子!”不过,中国的精神卫生领域和其他行业一样百废待兴,留给他大量可以填补的空白。
他的起点从看护湖北沙市90个重症精神病人开始。那是1987年,他在中国湖北沙市精神病医院任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一待7年。在穷困、语言不通还全是精神病人的环境里,来自美国的未婚妻毕曼丽觉得“非常崩溃”,费立鹏却感到自己生而逢时。
1994年,费立鹏应回龙观医院时任院长张培琰的邀请,来到北京做***研究,老院长对他投以巨大的信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他在回龙观医院的前同事强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他在这里寸步难行。”
老院长张培琰关心社区公共卫生问题,这一点和费立鹏不谋而合。“他支持我的方向,支持我做课题,我们谈得来,可以说有共同追求。”费立鹏说。
在北京,他一手建设了中国首条免费***干预热线。头7年,就有超过50万心碎的人打来电话,他知道一个17岁的贵州女孩为什么觉得活不下去,也知道被丈夫毒打的农村媳妇怎么理解“命”。他绕过所有障碍,直接和中国人最深的痛苦交流。
费立鹏引进的热线设备很先进,有电子录音系统,电话来源的基本信息会自动显示,来电者的历史记录在这个人第二次打进电话时被自动调出。除了这台设备以外,中心环境十分简陋,只有普通台式电脑、简易桌椅、资料柜和掉皮的墙壁。
开通不久,仅电话费一项支出就高达每月三四万元,这还是电话公司打了8折的价格。为此,他不得不长期奔忙于各大国外基金会找钱。
他一度的理想,是建立一张覆盖全国的热线网络—将来,求助者只要拨打像119、110一样的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救助。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2002年12月至2010年2月的7年多时间里,这个中心共接听了12万多次的电话,其中有2万多人有***念头,并成功地降低了4000余例高危来电者的***风险。现在,费立鹏离开这个地方已近3年,回龙观医院的一名前同事听明记者来意,用手指划过180度,指着大办公室里的女孩们,“这些都是他的粉丝,超级粉丝”。
“他走的时候所有人都哭了。”3年之后,老同事们还在怀念他的时代。费立鹏和妻子当年喂的一群流浪猫,同事们自己凑钱,仍在默默地喂着。
费立鹏始终不愿意说离开的原因,“那是不好谈的事”。但妻子毕曼丽隐约透露了一些:“他想走他的路,可试了很多次,都做不到。”
在工作层面,他要对付和研究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想要***的中国人,但在工作之外,这个老外要应付各种关系,这比和病号打交道更叫他为难。他不得不去学****中国人的交往方式。他和中国的关系,就像从来没有磨合好的一对恋人,在数十年的磕绊、伤害和彼此让步中,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深情。
费立鹏是一个很“轴”的人。很多“潜规则”他心里明白,但不愿意服从。比如,他不喝酒,但他要建中心,要引进药物,要和地区搞合作,层层审批,多数都得上酒桌。有时候别人说,他是老外,不懂,哼哼哈哈就对付过去了。实在较真的时候,他就不干了,就是不喝,办不了就办不了,一次也不行。30多年来,他说自己没在应酬上喝过一次酒。
最近几年,他发现了不喝酒也不至于尴尬的好办法—带一个能喝的助理同行。
在中国待久了,他不得不学会跟普遍掺水的中国学术现状做斗争。
他曾经通过美国中华基金会,指导国内的16个不同领域的医学服务项目,负责发放经费、评估效果、指导和监督执行。在中国,通常来说,一般的项目经费都是一次性发放,但费立鹏的项目要求有一年试用,这一年只拨1万美元,一年后根据情况再发第二笔钱4万美元。后来,这16个项目,他枪毙了8个。他会直接给对方打电话,“对不起,你的钱没了。”
毙掉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计划很漂亮但根本没法落实,有的找不到具体的研究对象,有的经常掺水造假资料,有的努力程度不够,有的得到所调查地区的协作单位支持程度不够,没法深入下去。
凡是进行太顺利的他都会怀疑,会跟对方说,“啊,你给我看看你的数据吧,我们下去看看吧。”
他曾看过一份提交给他的调查,计划邀请1000个病人,最后的资料上正好有1000个病人,一个不合作的、一个没完成的都没有。“只要看到百分之百完成的,我一下子就不要了。”他说。
业内已经心照不宣,如果一个项目归费立鹏负责,那可得吃苦头了,你骗不了他。费立鹏曾经的一个助手抱怨,在他手下做科研就是“煎熬”,“宁可自己赔钱也不干了。”
“高效率”在他的价值观中非常醒目,采访中他觉得已经听明白的问题,如果继续解释,他会用“嗯嗯”提示记者快进。所有降低效率的环节在他看来都应该被剔除。每次受邀外出讲课,他都跟主办方声明自己吃盒饭,因为吃酒席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同事和学生们****惯叫他费教授,实际上,至今费立鹏也没在中国获得教授头衔,虽然他已任美国埃默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年。官方给过很多理由,比如,他年纪太大了。2006年,他曾被提名为“感动中国”候选人,随后落选。
“我是外人。”费立鹏说这话时语气平静,他学会了接受。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敏感领域的外国人,他已经****惯了被拒绝,丧失机会****惯了A路不通,拐弯,走B路,不通,拐弯,走C路……直到发现某个局限之中的小空间。他接受现实,好像还有点理解对方,比如,谈到在北京没有编杂志的机会,他会解释说,“这是中国杂志,你干吗要个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啊?”
“在这里最不舒服的事……”这个问题费立鹏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送礼吧。”
“可我觉得不是这个,我觉得你最不舒服的是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在这里没有和别人同样的机会。”妻子毕曼丽在一旁用英文轻声对他说。
“很难被公平对待。”费立鹏用汉语重复了一遍,像自言自语。“是啊,那么多年,那么多研究经费,一分钱都没给我,经费全靠我去国外找。”他顿了一下,迟疑要不要接着说下去。“多少次,研究项目,如果由我的名字来申请,不给批,一系列的问题。不公平,是存在的。”
我问他,“如果你的外籍朋友说中国不好时你怎么回应?”
他保持着严肃的表情,“这样的人不会成为我的朋友。”
说完他仰倒进椅子里,再不说什么,好像消耗了巨大的力气。毕曼丽在边上默默看着他,眼神中带着温柔和怜爱。
就像电视剧中常见的实****医生与美丽护士的桥段,1983年,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的费立鹏,和毕曼丽相识于华盛顿大学的病房。
“要结婚,你必须来中国。”异地恋一年半后,费立鹏告诉女友,他不给她任何商量的余地。
毕曼丽不愿放弃爱情,在她眼中,费立鹏是她见过的“最善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男人”。1988年,她向医院请了半年长假,来到湖北沙市协助费立鹏护理精神病人。
“这条路很难,很多人选择伴侣,只需要理解那个人,而我不光要理解费,还要理解一个国家。”她说,“但我还是深爱着他。”
6个月很快过去。费立鹏问她,“你受得了吗?我们能不能结婚?”
“好,我试一试。”毕曼丽回答。1990年,二人回到她美国的家乡,举办了极简易的婚礼,待了3周,又回到了中国。
这些年,工作常有不顺心的时候,费立鹏通常选择沉默。“什么也不说,自己想,自己去一个屋子,你听见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毕曼丽说。在中国,费立鹏几乎没有亲密的朋友,很少外出吃饭,也不喜欢倾诉。妻子的朋友来家里做客,他事先告诉对方,他不理你不是因为别的,是他在想事情。
费立鹏一家的生活不宽裕,开一辆国产面包车,在北京住在医院里的职工宿舍,在上海自己租房子,他的同事开玩笑,“夫妻俩加一块儿没有一个卖药的挣得多。”
作为丈夫,他不给车加油,不修车,不参与装修房子—除了告诉妻子,你可以用多少钱,其他都不管。空调外机坏了,是妻子爬出二楼窗户悬在空中一点点弄好。结婚20年,他没有陪妻子买过一次衣服。这两年,费立鹏有点儿上年纪了,白头发越来越多,也都是妻子帮他理的。有一次,他似乎对刚理好的发型不太满意,跟妻子说:“你看我像不像只大公鸡?”
毕曼丽向我讲述这些时,他在一旁辩解:“自由!我给你自由和权利!”费立鹏从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抱歉,“我没有骗,是她自己选择的,她事先知道。”
“是什么让你为他做这么多?”记者问。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他不骗人,他不做坏事情。我相信他比相信自己多。”毕曼丽缓缓地说。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回答,”费立鹏打断她,表情依然严肃,“我会说,来国内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可以做一些在别处不能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是毕曼丽唯一一次反驳丈夫:“我到中国来不是因为中国有意义,我到中国来,是因为你在中国。”
在包围费立鹏办公室的39堆论文中间、靠近电脑那一堆上,放着一张对折的笔记本纸,露出的那一半用红色水笔写了“HAPPYBIRTHDAYMICHAEL!”这是去年9月费立鹏62岁生日时妻子写给他的信。费立鹏桌上的论文更新速度很快,不过,一年过去了,那封信始终放在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