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一、引言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
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
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相当幅度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
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核
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
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并转换成具
本文乃是我与政治学教授景跃进先生合写,原刊于《中国社会科
学季刊》创刊号, 年月总第期;英文版由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教授翻译, 发表于
,为美国学刊摘
登;全文收录于拙著《国家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
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
这一挑战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困境。于学理层面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满
足这样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
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
用及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或者说,要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
起的社会失序或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
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
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
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
回顾历史,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两个必须满足的基
本条件在实践层面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相倚的两极:
政治变革导致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起社会结构的解
体、普遍的失范、甚或国家的分裂;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
回应和补救,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借助军事力量并利
用原有的或改造过的象征性符号系统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
题,这又使业已启动的政治结构转型胎死腹中。当然,从
年以后的情形来看,历史上出现的这种两极徘徊在高
度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衍变成了人所周知的“一放
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以及
“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政府机构改革方面)的恶
性循环。
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诸
种争论和理论主张,尤其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
革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对这
一历史性挑战寻求一个当下解决方式的理论尝试。
“新权威主义”对改革中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充满忧虑,
故其强调权威的重要性,主张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和民
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
权威,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保证秩序的工具,为商品经济的
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新保守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性质与新权威主义有所
区别)则更为明确地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支撑这种权威
的社会和文化资源。
作为新权威主义对立面的“民主先导论”则强调原有政
治集权体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作用,它主张中国的改
革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认定没有民主政治的推进和
实现,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我们的兴趣和关注的焦点毋宁是: 世纪年
代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
化的这一两难症结?
作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持严肃且理性态度的知识分子,
我们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
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论者那样,把
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
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
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
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无论是国家权力的
过度集中,还是政治权威的剧急流失,除了本身(内部结
构)的原因外,无不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外部结构)密切
相关,因此,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用“国家与
社会的二元观”替代“权威本位(转型)观”。
中国现代化若要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走出两难困境,
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
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无可回避的艰巨课题。
为了促使理论界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为了
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解决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根据中
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在认真的思考和
反思后,认为有必要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我们认为: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这一理论的根本目
标在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致力于营建健康的中国市民社
会。透过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
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惟其如
此,才能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