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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蒙学教育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应该说是在文字产生后开始的。而与文字产生的同时,便有书法。虽然那时的书法仅仅为了实用,只能理解为书写文字的方法,谈不上审美功能的自觉意识,更不能算作一门独立的艺术,但可以肯定这时的书法开始有了美的追求,它同文字一样,都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古代,伴随着蒙学兴起,书法(写字)教育一直是蒙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蒙"是蒙昧、幼稚之意。当婴儿诞生后,接着而来的是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教育为了培养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蒙学教育的传统。古代一般将8-15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阶段;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为"蒙学";所用的教材,称为"蒙养书"或"小儿书"。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能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它是和汉字语文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
先秦是我录的文明社会的上古时代。早在"三代"时期,我们的先民们已开始了蒙学教育,而且有官办的正式"小学",习字教学是其重要内容。夏商两代可考证史料殊乏,从现已被考证的出土文物看: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夏代文字是用原始软笔书写的朱红字。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既有刀刻的,也有笔写的。这说明有了汉字,便有书写工具。同时可以推测,三代的书写文具,既有刀,也有"笔"。四盘磨出土的甲骨,上有三行小字,"6"是正着刻的,"7"和"8"是倒着刻的,被专家们认为是学习契刻的人刻的,即著名的"习刻文字"说。郭沫若先生在甲骨中发现了练字骨片,其中一行刻的特别规整,其它则歪歪斜斜。他认为规正的一行必然是老师所刻,歪斜的几行则是徒弟的学刻。在歪斜的几行中,偶有几个字很规整,表明老师是在一旁捉刀手把手刻成。到了西周,则有"书"教的记载。所谓"书"教,包括识字与写字两方面教学,并以写字为重要内容。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一方面提出了汉字构成学术,一方面指出了西周识字是按构成方法分类施教的。这都说明,三代启蒙教学中已经开始有了写字教育。
春秋以后,社会剧烈变革,文化从贵族阶层下移到民间。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各霸一方,长期的政治、经济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这时的文化教育,各诸侯国已各自为教,形成了不同的学风,教育形式也由官方教育开始了私学教育。处于文字由"异形"向接近统一字体的演变过程中,书法教育不仅只对贵族阶层,而且也面向平民阶层,蒙学汉字书写教学使用的字体也呈现多样化。此时,以竹木制成的简册和版牍,成为"百家争鸣"中不同学派著书立说的主要书写材料。记录书写语言的简牍成了人们阅读的书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政治,限制学术和言论,实行文化专制。在教育方面既废除官学,又禁私学。所以,秦代没有建立完整的学校制度。其教育主要是继三代"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秦官制中,"史"是掌管文书事务的小官,"史子"乃"史"的弟子,"学室"是专门培养文书事务人员的场所。"学室"的教学内容,根据有限的史料推测,主要是阅读和写字。"学室"教育既非小学教育,也非大学教育,它可能近似后世的中等教育。"史子"在入"学室"之前,则要接受以识字教育为重点的启蒙教育。
汉字的分歧和混乱,必然给人们在信息交往中带来许多不便,直接影响到文化教育的发展。故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实行统一、改革文字,力求文字简化和字形接近。秦整理文字采用固定偏旁写法,确定偏旁位置,废除异体异构,统一书写笔画的做法,于是产生一种新文
字--小篆(或称秦篆)。后来改进发展为"隶书"。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说》中也认为,在秦代,小篆是法定的主要字体,隶书只是一种辅助字体,社会地位很低,"但是,隶书书写起来比小篆方便得多。"作为"学室"学前教学的训蒙期,识字读本是以秦篆正体书写编纂而成,学童理应学习秦篆书写技能,但若从"便易"而言,有可能接受"秦隶"的训练。所以秦代蒙学书写形体有小篆和隶书两种。而且这时已进入用毛笔书写的"刷写"时代。
总之,先秦时期训蒙写字教学,是我国古文字发展时期的书法教育,字体多样,随时代而变;文字载体有别,书写工具不同。随蒙学语文教学逐步走上了书面语言教学的道路,书写教学成为蒙学中独立而重要的内容。它对于后世蒙学中的书法教育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这种教育不属于书法艺术形态的启蒙教育,但在童蒙中开始使用毛笔为书写工具,并对笔法的讲究、书写出来的字要合乎汉字自身美的规律,以及按照读序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形成的有序章法,都渗透着美的追求。这对后来书法家的培养和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开渠灌溉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及其教育,注重"技"的训蒙正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