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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红美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
我们注意到,世行报告指出的中国环境恶化的三项直接动因,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与农村发展紧密相连。从总人口的角度,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主体,农村环境的好坏对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有相比城市更重要的贡献:从农村占我们国家国土的份额看,我们国家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环境而不是城市环境决定的:从环境改善的潜力看,与城市相比,农村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分类和根源
就农村而言,其环境污染问题在当前复杂的背景下,根据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来源不同,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外源污染,二是本源污染。
所谓外源污染,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污染。例如,城市中的垃圾运往离城市比较近的郊区即农村进行填埋:为了城市环境的改善,对城市中污染比较重的工业企业外迁至农村等:还包括环境污染物的自然迁移至农村,例如城市工业企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粉尘、SO2、CO2、NO2等)随大气迁移至农村地区,直接污染农村地区大气或是随降水进人农村土壤、水体等。所谓内源污染,主要分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合理使用。二是农村生活污染。三是农村生产污染。四是本地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产生的工业污染。
二、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搞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开发、小城镇建设以及各种人为经济活动因素的影响,农村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已十分突出,严重地阻碍着农业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农村的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已刻不容缓。科学规划是合理建设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在所在区域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及环境建设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村镇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主要应遵循以生态学及规划理论为指导,与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同步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应能不断提高村镇的生产生态位和生活生态位,村镇生态环境建设应立足于促进生产、方便生活、使生产区和生活区布局协调,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步提高。将生态建设与产业开发、农民增收、区域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提高、社区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同步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科学设计发展规模与模式,改善、优化结构;坚持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实现依法保护与科学整治相结合;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采取多渠道筹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的方式,确保生态环境建没能够顺利实施。
(二)积极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可能从政绩的角度,在短期内严格执行国家在农村地区的环境标准,甚至会超前发展。但只要农村基本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一定是更大的政绩,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会很快地转向“经济优先”。一系列的农村“有增长但不发展”的恶果,包括合作医疗崩溃、民办教师流失、治安形势严峻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在这个意义上,农村为经济增长付出了相比城市更加沉重的代价。当污染跨地区时,严格执行“环境行政干预”的地区,不仅经济缺乏竞争力,同时环境也会受到周边不严格执行“行政干预”地区的损害。从长远看,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可能是解决农村生产垃圾减少的惟一出路。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规划、组织农村地区的产业生态建设。在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地区扩散的同时,应根据“产业生态”的原则,将经过组织的“产业共生体”成建制地向农村扩散。
“公地悲剧”告诉我们:农村经济发展要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这从根本上对农村的环境保护起积极促进作用。因为存在多方面因素可能导致农民收入增加,但环境物品的需求滞后。解决这种滞后,有些问题需要通过农村经济进一步增长来解决,例如,推动收入越过环境物品消费的J临界值、财富增加使农民风险偏好的曲率下降、“补偿性”消费占农民总消费比重下降、农民倾向于预期收入增加是可持续、持久的,愿意在环境物品方面增加支付:农村工业化要与城市化相结合,通过人口与产业的合理集聚,为农村环保产业发展营造市场基础、周家在经济发展策略上,不继续以牺牲农民利益为手段,尤其在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方面,政府要给农民信心,农村在整个国家分配格局中日益边缘化的角色将得到扭转以及重视教育,提高农民环境保护的意识。
(三)扭转二元结构下的农村边缘化
回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可以发现,刘易斯预期的,通过城市部门的经济扩张改善农村部门的人地关系,并在长期随着农村“单位劳动产出比”的上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会在两个方向上面临挑战:一是城市部门可能不如刘易斯所设想的、在农村存在大量过剩人口条件下,一直可持续地扩张,直到所有的农村过剩人口被城市部门吸纳。就环境而言,这种状态会引起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农村的人地关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但农民依旧贫困,农村环境如果之前已经恶化,将继续恶化或者稳定在恶化状态中。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的“割裂”使农村短暂缓和的人地关系在马尔萨斯力量的作用下会重新恶化(即使保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尔萨斯的危险仍会发挥影响),城市和农村总的人口规模会超过先前的水平,环境负担进一步加重,从而农村、城市的环境也会下降。二是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人口事实上是被动地卷入城市。而事实上的机制是,经过20年持续的“农村人力资本逆淘汰”,现今的农村已无城市可用之才。就环境而言,这种状态引起的后果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留在农村的事实上是被城市化淘汰的“弱势”农民,他们的人均收入受农村经济生态恶化的影响可能是下降的。在有些地方,农村经济的实际组织者“能人”的“城市化”,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尤其大。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引起农村地区环境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积累以加总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为基础,“富有”农民的退出会导致农村总的环境支付意愿呈“指数”下降,从供给的角度,城市化引起“农村边缘化”加剧农村的环境恶化。
(四)建设有农村特色的垃圾处置体系
在垃圾处置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的优势在于,农民有千百年的“零排放”传统,即在历史上农民曾自发地非常成功地解决垃圾处置问题。“零排放”在这里指农村居民自发的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行为,这一类的行为大致包括:有机生活垃圾的堆肥、无机生活垃圾分捡、有毒有害垃圾专门集中、家庭不可处置垃圾定点的投放等。“零排放”不是绝对的垃圾零产出,它主要描述与一般末端治理相区别的,居民志愿、全流程地参与垃圾处置的一种模式。一般认为,农民志愿的“零排放”是基于“道德驱动”的个人行为,但在我们的模型中,促成农民自发的“零排放”,关键在于社区形成“内化”的“零排放”社区强制,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农村“零排放”行为不足源于缺乏激励“零排放”有效的社区治理。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占卞流的看法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的“社区治理”失效,是农村环境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农民目前的环境、收入水平下,通过提升“环境约定”,激励农民志愿地增加“零排放”行为,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环境治理的融资及其资金使用效率问题,而且某种意义上,这一思路也迎合下一步中国基层农村地区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方向:解决农民“零排放”激励不足的问题,制度上需要高效的农村社区安排,低成本地在社区层面上形成“制度压力”。在基层农村推进社区建设、社区自治是实现农村环境根本好转、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基础性手段;最后,我们强调,激励农民志愿“零排放”行为政策的空间并非是无限的,从效率和福利的角度,农民志愿的“零排放”行为只能部分、局部地对政府支持的环境服务的公共物品进行替代。
(五)农村环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的财政制度创新
根据城市的经验,逐年攀升的垃圾产出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不仅是资金问题,垃圾处置尤其是“垃圾填埋”,由于需要占用土地,城市垃圾的基本出路大体可以描述为“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在垃圾堆场占地问题上,城市与近郊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大。改革现有环境治理资金筹措模式的时机和条件已基本具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在建设“零售附加”税收系统的同时,发展“环保政府债券”:系统梳理目前的税收体系,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污染严重的行业和部门率先启动“零售附加”:在政府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在引入“零售附加”的同时,取消、降低现存的一部分税收项目。在加入WTO以后,城市通过农产品补贴对农村回哺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从未来农村主导功能转换的角度出发,将这部分补贴转向农村环境建设,建设以“农村景观与生态服务”为核心的新的农村支持系统,是中国未来农村环境政策的一个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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