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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影响篇一
文艺影响
老舍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是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身体力行地将文学与曲艺进行结合,长时间地关注曲艺发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参加了曲艺,尤其是主要曲种(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解放初期,老舍作为知名的作家,主动投身于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等学者会同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等相声演员一起组成相声改进小组,通过撰写大量作品和理论文章,不仅指导相声摆脱了解放初期由于其旧有形式和内容所造成的生存危机,而且使相声乃至曲艺这门艺术形式完成了在新社会、新形势下的自身定位,奠定了其艺术地位,为之后新相声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并且始终影响到了今日相声的发展。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龙须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剧本为演出建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形象显明的,强调从生活中塑造一个显明形象的基础。这对我国的话剧事业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起到了一个最基础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渐渐形成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被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所继承并沿用至今。
在创作题材的角度看老舍的文艺影响,从老舍的创作经验可以看到,从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
因此,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老舍的小说有序和完整的构建了一个艺术上的“北平世界”,同时小说中的小吃、建筑和语言都是现如今挖掘和开拓北京文化的重要源泉。
同时在批判国民性的道路上,老舍也有自己的开拓,比起鲁迅对国民心理机制的发掘,老舍对中国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及描写不免失至肤浅,但也有鲁迅所不及之处显示出老舍自己的特点——既有原有的纯中国环境中中国人的缺点,也有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的心理和行为的病态和适当,后者是老舍独有的开拓,这种方式在以后批判中也是鲜见的,这种批判因此也构成和补充了一部完整的现代国民性批判史,对后来的批判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影响
老舍和郭沫若等人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担当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领导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老舍在担当总务部主任期间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
文学奖项
为纪念老舍先生以及激励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了老舍文学奖,该奖项主要嘉奖北京籍作者的创作和在京出版和发表的优秀作品,每两至三年评比一次。
老舍短篇散文篇二
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
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挚友就多不相识。
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立刻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相识的也很少。
有三次聚会是终生忘不掉的:一次是在北平,杨今甫与沈从文两先生请吃饭,客有两桌,酒是满坛;多么愉快的日子啊!今甫先生拳高量雅,喊起来大有威严。
从文先生的拳也不弱,杀得我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
那欢乐的日子,我被写家们困在酒阵里!最英勇的是叶公超先生,声高手快,连连挑战。
朱光潜先生拳如其文,结牢固实,一字不苟。
朱自清先生不慌不忙,亲善可爱。
林徽音女士不动酒,可是很会讲话。
几位不吃酒的,谈古道今,亦不孤独,有罗膺中先生,黎锦明先生,罗莘田先生,魏建功先生……其中,莘田是我自幼的同学,我俩曾对揪小辫打架,也一同逃学去听《施公案》。
他的酒量不大,那天也陪了我几杯,多么欢乐的日子!这次遇到的挚友,现在大多数是在昆明,每个人都跑了几千里路。
他们都最爱北平,而含泪逃出北平;什么京派不京派,他们的气节不比别人低一点呀!那次还有周作人先生,头一回见面,他现在可是还在北平,多么难过的事!
其次次是在上海,林语堂与邵询美先生请客,我会到沈有乾、简又文,诸先生。
第三次是郑振铎先生请吃饭,我遇到茅盾,巴金,黎烈文,徐调孚,叶圣陶诸位先生。
这些位写家们,在抗战中,我只会到了三位:简又文、圣陶与茅盾。
在上海的,连信也不便多写,在别处的,又去来无定,无从通信。
不过,可以放心的,他们都没有躲避,都没有偷闲,由友人们的报告,知道他们都勤苦的操作,比战前更努力。
那可纪念的酒宴,等咱们打退了敌人是要再来一次呀!今日,我们不教酒杯碰着手,成功是须“争”取来的啊!我们须紧握着我们的武器!
在山东住了整七年。
在济南,相识了马彦祥与顾绶昌先生。
在青岛,和洪深,盂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刘西蒙,王统照诸先生常在一处,而且还合编过一个暑期的小刊物。
洪深先生在春天就离开青岛,孟超与杜宇先生是和我前后脚在七七以后走开的。
多么可爱的统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一一家就在青岛——必和我喝几杯苦露酒。
苦露,莫非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们有这长别离么?不,不是!那每到夏天必来示威的日本舰队一一七十几艘,黑乎乎的把前海完全遮住,看不见了那青青的星岛——才是不祥之物呀!日本军阀不被打倒,我们的命都难全,还说什么挚友与苦露酒呢?
挚友们,我经常惦念你们!在惦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也想告知你们:我在武汉,在重庆,又相识了很多很多文艺界的挚友,都贫苦,可是都愉快,因为他们都团结起来,组织了文艺协会,携着手在一处工作。
我也得说,他们都时时关切着你们,不但不因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为隔离而更密切。
到成功那一天啊,我们必会开一次庆祝大会,山南海北的都来赴会,用酒洗一洗我们的笔,把泪都滴在手背上,当我们握手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最欢乐的日子啊!成功不是幻想,欢乐来自艰苦,让我们今日受尽了苦处,卖尽了力气,去取得成功与欢乐吧!
《猫》篇三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怪异。说它醇厚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温煦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确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喊,它也不愿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它屏息注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行!
它要是兴奋,能比谁都温顺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颈项伸出来让你给它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改变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兴奋。它若是不兴奋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也一声不出。
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又那么威猛,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
小猫满月的时候更可爱,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调皮。一根鸡毛,一个线团,都是它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它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立刻起来,再跑再跌。它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撞疼了也不哭。它的胆子越来越大,渐渐开拓新的嬉戏场所。它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它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到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打它,它是那样生气勃勃,天真可爱!
.老舍的勤俭一生篇四
梅花香自苦寒来。老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培育了勤俭节约的精神,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仍旧保持着勤俭的好****惯。一次,挚友邀请他参与一个舞会。舞会是一个隆重的场合,穿着自然要讲究一些,可是老舍只有两套灰布中山装,洗过几次后,就显得旧了,穿在身上像个清洁工。老舍就穿着这套衣服进了舞会,他对投来不解目光的挚友说:“对不起了,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老舍已是中国的大文豪,但他依旧那么的勤俭,那么的廉洁。
老舍短篇散文篇五
你为什么喜爱花生呢,姐姐说花生味美甘甜,是一个极其好吃解馋的零食;哥哥说花生可以用来榨油,是一种特别有好用价值的植物;作者说花生物美价廉,是一种很招人喜爱和值得人付钱的东西。而父亲却说花生是一种很好用、很低调、很无私的植物,因为花生从不喜爱招摇和显摆,也不喜爱邀功和争宠,它只是一声不吭把自己埋在地底下,然后静默无闻、竭尽所能的贡献自己的果实,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花生才如此会受人欢迎。
父亲说桃子很甜蜜,石榴很红火,苹果很娇艳,它们一旦成熟之后就会高挂枝头,让人一见便会生出无限的仰慕之情。可是花生就很从容淡定,它不会追求表面的风光和靓丽,他只注意自身的价值和贡献,所以它才是值得人学****和赞美的好榜样。父亲这一番关花生的解读和赞美让作者对花生有了不一般的见解和情感,与此同时,作者也从花生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正如作者所言:“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风光,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因此,一个卓越的人应当是一个有用的人,他除了要有表面的华丽风光之外,他更应当注意内心的修养和塑造,只有这样他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值得敬重和效仿的胜利人士。
正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一生变得辉煌和荣耀,那么他就应当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人民、对集体有贡献的人。因此,我也真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落花生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低调谦逊、无私奉献、好用有用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唯有这样我们才会实现生命的价值。
老舍散文篇六
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
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肯定的好坏;那么,“相对论”也许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
选择一辆马车。
“选择”在这儿是必要的。
马车确是不少辆,可是稍有聪慧的人便会由视察而怀疑,究竟那里有多少匹马是应当雇八个脚夫抬回家去?有多少匹可以牵强负拉人的责任?自然,刚下火车,决无意去替人家抬马,虽然这是善举之一;那么,找能拉车与人的马自是急需。
然而这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第一,那仅有的几匹颇带“马”的一精一神的马,已早被手急眼快的主顾雇了去。
其次,那些“略”带“马气”的马,原来可以将就,那怕是只请他拉着行李——天下还有比“行李”这个字再不顺耳,不得人心,惹人头皮疼的?而我和赶车的在辕子两边担当扶持,指导,劝说,激励,(如还不走)拳打脚踢之责呢。
这凭良心说,也许不能不算擅长应付环境,具有东方文化的妙处吧?可是,“马”的问题刚要解决,“车”的问题早又来到:即使马能走三里五里,坚持究竟不摔跟头;或者不幸跌了一交,而能爬起来再接再励;
那车,那车,那车,是否能装着行李而车底儿不哗啦啦掉下去呢?
又一个问题,确乎成问题!假使走到中途,车底哗啦啦,还是我扛着行李(赶车的当然不负这个责任),在马旁同行呢?还是叫马背着行李,我再背着马呢?自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师,陪着御者与马走上一程,也是好玩的事;可是,花了钱雇车,而自扛行李,单为证明“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否有点发疯?
至于马背行李,我再负马,事属特别,颇有古代故事中巨人的风度,是!可有一层,我要是被压而死,那马是否能把行李送到学校去?我不算什么,行李是不能随意掉失的!
不为行李,起初又何必雇车呢?小资产阶级的逻辑,不错;但究竟是逻辑呀!第三,别看马与车各有问题,马与车合起来而成的“马车”是完全的问题,敢情还有惊人的问题呢——车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