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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
科学研究的价值是什么?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今非昔比的时代里,每一位志愿在科学领域中做出真正贡献的人,都不得不使自己专业化:即投身于某一狭窄的研究领域,学习其中已被获得的全部知识,然后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研究、实验、思考,来增加这方面的知识。由于从事如此专业性的活动,我们会很自然地不时停下来思考:它的用处究竟在哪里?增加某一狭窄领域的知识,其本身有何价值?即便将某一学科如物理学、化学、植物学或动物学的几个分支所取得的成就综合起来,又有何价值?甚至将所有学科的成就加在一起,其价值又是什么呢?
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科学并不十分感兴趣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指出科学成就在改造技术、工业、工程等等方面的实际结果,指出如下事实:在不足两个世纪里,正是科学超乎想象地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会进一步甚至以更快的速度使其发生变化。
对这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评价科学家的工作,几乎没有哪一位科学家会持赞同态度。当然,价值问题是最为棘手的,要给出无可争议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还是让我给大家提出3条主要论据,以反对上述观点。
首先,我认为自然科学与其他方面和知识——或者用德语表示为Wissenschaft(科学)——即在大学或其他研究中心获得的知识是居于同等地位的。考虑一下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地理学或音乐史、绘画史、雕塑史、建筑史,甚至考古学和史前历史学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吧,作为研究人员的主要目标,没有人愿意把这些活动同人类社会状况的进步联系起来,尽管这些活动对社会的进步确实经常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看不出科学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另一方面(即我的第二个观点),有一些自然科学的学科对人类社会的生活丝毫不产生实际影响,如天体物理学、宇宙哲学以及地球物理学的一些分支。以地震学为例,众所周知,预报地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要事先警告人们离开他们的住所,绝不像通知拖网渔船在风暴来临之前归岸那样简单。地震学所能做到的,知识告知那些尚未定居的人们,哪里是危险地带。然而,即使没有科学的帮助,恐怕这些地带也已因惨痛的经历而昭著于世了。但它们往往还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因为人类对沃土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第三,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推动下,技术与工业的不断发展,是否增加了人类的幸福?对此,我深表怀疑。这里,我不想涉及过多的细节,也不讨论未来的发展,像地球表面受到人工放射性污染的危害,以及人种面临的可怕结局——如奥尔德斯·赫胥黎最近发表的恐怖而有趣的小说《猿和本质》所描述的那样。这里,我只想谈谈这个由于神奇的现代交通工具而导致“时空急剧缩小”的世界。当我们用最快的交通工具以小时数替代英里来测量空间时,所有的距离几乎都变成了零。而当计算旅行费用时,即便是使用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在这最近的10-20年里,也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于是,许多家庭和好友们前所未有地被分散在地球的各处。多数情况下,紧急状况的制约使他们无缘再见。即便有些人能够见面,但短暂的相聚之后,也要承受痛苦的分别。这带给人们的难道能称之为幸福吗?这些知识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的一部分罢了;在这个话题上展开去,我们可以谈上几个小时。
让我们转向人类活动中不太阴暗的一面吧。现在你可能会问,而且你一定会问我:那么,你认为自然科学的价值是什么?我会回答:它的影响范围、目标和价值与人类知识的其他分支是同等重要的。不仅如此,只有针对由它们组成的同一整体,而非某一个单独的分支,讨论它的范围或价值才会有意义。这描述起来很简单:遵从特尔斐神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或者简单地用柏罗丁说过的感人妙语:“那么我们,我们到底是谁呢?”他回答:“或许在这个宇宙存在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们人类,但也许是另一种人类,甚至是某种神、纯净的灵魂和思想。它们同整个宇宙相联系,是这个可悲认识的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被分离或割断,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
我生于这样一个处境中——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也不清楚我是谁。这是我的情形,也是你的,你们每一位都如此。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处境,并且永远都将如此。这一现实不能给我任何答案。我们热切地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但惟一可观察的只有身处的这个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急切地竭尽全力去寻找答案。这就是科学、学问和知识,这就是人类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对我们所置身的时空环境,我们总是尽可能想知道更多。当努力寻找答案时,我们乐在其中,并且发现它引人入胜(或许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在?)
这看起来似乎是简单且不证自明的,但仍须强调:一群专家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所取得的孤立的知识,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他所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并且有助于整个综合知识体系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真正具有价值。
加塞特,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经过多年的流放现在回到马德里(尽管我认为他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有一点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仍是一位通情达理的普通人)。本世纪2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令人欣喜的是,后来这些文章都被收进了名为《民众的反抗》一书中。顺便说一下,该书与社会的或其他的革命毫无干系,这里的“反抗”仅仅是一种隐喻。机器时代将人口数目及人们的需求推向了一个个前所未有、不可估量的高峰。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在与他人的接触、应付中度过,并且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不管我们需要什么、向往什么,一条面包或一磅黄油,搭乘一次公共汽车或购一张剧院门票,一个清净的旅游胜地或一次出国观光的机会,一间住房或一份可谋生的工作…总是有难以数计的人有同样的需求或向往,这种需求的空前高涨所带来的新状况与发展正是加塞特书中的主题。
书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观察报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尽管它并不涉及到我们现在的话题。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最大的危险——政府》。他在书中声明,政府正在以不断增长的势力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虽以保护我们为托辞,却全无必要。这将是未来文化发展的最大危险。这里我想谈及的是前一章,名为《专业化的野蛮》。乍看上去,标题似乎显得荒谬,没准吓你一跳。作者大胆地将专业化的科学家描写成没有理性的、无知的乌合之众的典型代表,是“易受大众传媒影响的人”,危急真正文明的存活。我只从他的文章中挑出几段,看看他是怎样精彩描述“这类史无前例的科学家”的。
在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掌握的知识当中,他只是熟知某一特殊的学科,并且也只是了解这门学科中他所研究的那一小部分。他声明根本不要过问自己所专攻的狭窄领域以外的任何其他知识,这被他看作是一个优点。并且,他抨击那些对所有知识之大成感兴趣的人是一知半解、浮夸浅薄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样的人被自己专业的狭隘遮住了实现,却的确成功地取得了新发现,推动了他的学科的发展(他本人对该学科却知之甚少)乃至促进了完整的人类思想随同它一起前进——这是被他完全忽视了的。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仍可能继续发生?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不容否认的异常事实;实验科学已被那些十分平庸的人所做的工作,推向了十分先进的程度。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引用原文,但我热切地建议你找到原著,继续读下去。距离该书第一次出版,已有二十几年了。在这些年里,我发现,与加塞特书中抨击的可悲事态相反,现在已出现了前景光明的迹象。我们并不是要完全杜绝专业化,即使希望如此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意识到了专业化不是有点而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弊端,意识到了所有的专业研究只有放在完整的知识体系当中才有价值。这些都是正在取得的进展。一个敢于用超出自己本专业的知识来思考、讲述、甚至撰写新课题的人,曾被说成是“半瓶子醋”,现在这种谴责声已显得越来越微弱了。对这种尝试进行猛烈攻击的无外乎来自两类人群。一类是科学界的,另一类是非科学界的。在这两种情况系,攻击的理由均是显而易见的。
伊顿中学的校长罗伯特·伯利,在一篇名为《德国的大学》的文章中,从德国高校改革委员会的报告中引用了几段话。这些话引用得恰到好处、重点突出,我十分赞同。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每一位在工科大学的讲师,都应具备以下能力:
(1)能够看到本专业的局限性。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了解这些局限性;并且告诉他们,超出其界限,起作用的力量就不再是纯粹理性的了,而将源于生活及人类社会的本身。
(2)对每一个专业,都要教会学生如何突破其狭窄的范围局限,从而拓展更宽阔的视野,等等。
我不能说这些见解的阐述是独特的、新颖的,但有谁指望一个委员会、调查团或董事会之类的组织必须得有创造性呢?人类一直都是极其平凡的。然而我们可以惊喜地甚至是心怀感激地发现这种态度正在盛行起来。惟一的批评(如果能称之为批评的话)就是还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只是对德国工科大学的老师提出上述要求呢?我认为它们适合于任何大学的任何一位老师。不仅如此,对世界上所有学校的教师都适用。我在此总结这些要求如下:
要敏锐地注意到,你的特殊专业在人类生活悲喜剧的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要联系生活,不仅要联系实际的生活,而且要联系生活的理想背景,这一点通常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还要使自己紧跟时代。如果你不能最终告诉别人你一直在做什么,那么,你的研究也就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