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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同体共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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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82周年,2018年10月20日上午,由广东省惠州市阅客文学院和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主办、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同名出版物《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研讨会,在阅客文学院会议室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野草》的诗人体验与雪的知性、史论意识与历史笔法、“实”与“虚”的写法、《野草》与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現代性的发生、与历史视野下批评话语的建构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除现场讨论外,便捷的电子邮件提供了高效的远程互动与在线讨论,讨论了方法论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同体共构,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新的媒体传播方式。
关键词:鲁迅;《野草》研究;评论
doi:.1671-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20)07—0149—09
自《野草》的第一篇散文诗——《秋夜》于1924年9月15日发表以来,关于《野草》的研究就逐渐进入学界视野,这固然源于鲁迅的伟大和思想的广博,也源于《野草》之于鲁迅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了《野草》,也就理解了中年鲁迅幽深的心灵世界。所以,关于《野草》的研究成果极多,说多如牛毛、汗牛充栋恐怕并不为过,但关于《野草》研究的研究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有孙玉石、张梦阳、王吉鹏等的《野草》研究史,或以专章的形式出现,或与《朝花夕拾》研究史合为一书而呈现。但作为专门的史论著作,《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在《野草》研究史上是第一部。研究《野草》是一门学问,对《野草》研究的研究更是一门学问。可以想见,那些《野草》研究成果多有对鲁迅研究的精深、微妙之处,也存在误读和偏颇之处,但要将它们一一耙梳和理出就太难了,这不仅需要旷日持久的阅读,还需要宏大的学术视野,更需要浑厚的鲁学研究功底。通观《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一书,不仅验证了上述判断,还折射了作者明晰的方法论意识和学科意识,在一定层面上,正是这二者的同体共构才成就了这部著作的厚重,为《野草》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有研究者指出,鲁迅与周扬、徐懋庸等人关于左翼文学的论争,其焦点在于谁掌握领导权与话语权的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无错。但究其实质,则在于哪一方的观点与做法能行得通、立得住脚、具有说服力上面。确切地说,争论的问题究竟正误与否,要从实际出发,由实践来检验真理、理论或学说孰是孰非。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
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1]
他紧接着说: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1]
这两处引文包含了大量信息。如(一)鲁迅、胡风等所重视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突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而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则忽视了这一点。(二)《译文》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其内容有反对侵略的,有反抗剥削的,有反映抗争精神的,有歌颂真善美的,有介绍浪漫主义的等等,在当时为传播异域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光靠理论与口号是无法展示文学创作实绩的。当有人质疑左翼文学作品质量的粗糙时,鲁迅为《孩儿塔》作序,为肖军修改《八月的乡村》,为萧红修改《生死场》等所做出的回应,都最及时地回答了“粗糙”说,更充分展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四)鲁迅以大局为重的战略眼光,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为合作目标的具体战术,是完全正确的。而把那些适用于家族空间的斗法手段,挪移到文坛中,只能助长拉帮结派的恶****完全不合时宜,鲁迅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还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五)这里的“斗法”拿不到台面上,见不得人,是鲁迅所反感的。然而,那些合理的方法,能被人认可、让人接受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战斗实践中能行得通的方法,则是人民大众喜欢的方法,也是鲁迅愿意施行的方法。同理,这样的方法是符合群众认识规律的方法,易为人所接受。显然,鲁迅意识到了方法论是很重要的问题。

方法论意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在鲁迅研究中,在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中,在其他作家作品研究中,乃至各门学科研究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使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毕竟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家世界或文本世界,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已成共识。
看崔绍怀的《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一书时,这种方法论意识是较为明显的。该书在讨论研究方法时,使用了“史论融通法”,贯穿于全书中,并指出:史论融通法。本书在使用各种文献史料的同时,坚持论从史出,有史有论,史论融通的方法,在史述中论其优劣得失。“史论”中的“论”,表现在对《野草》研究著述、文献资料的引证、解读、分析、辨析、思考、讨论中。本书的基本构成体系(具体表现为本书的研究框架),是从众多的《野草》研究文献资料中凝练出来的。[2]
这种方法表现在概述21世纪以来伦理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状况时,该书围绕李天明的《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胡尹强的《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余放成的《“难于直说”的爱情——〈野草〉主题探微》、邹范平的《新发现的鲁迅:读几本鲁迅著作的札记》等论著,以及唐复华的《试论鲁迅婚姻与爱情的两难选择——兼评李天明先生对鲁迅的误读》、梁锦瑛的《浅探<野草>的情爱心理轨迹》、王莹的《<野草>能确证是爱情散文诗集吗?》、潘海军的《“情爱”式研究症候浅析——<野草>接受心理论》等论文,严谨地论述了鲁迅、许广平与朱安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家庭生活样态,小心谨慎地总结了“《野草》中表达爱情的意象多与爱有关”“鲁迅对待《野草》的创作表现出的精心和认真的态度,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研究者对待《野草》中爱情因素的挖掘与探讨是严肃和认真的”“对待新生事物或异类,我们应该表现出宽容的态度”“《野草》研究不应局限于爱情伦理学研究范畴”等富有启示性的结论。[2]也表现在《野草》体裁、《野草》心理与情绪、《失掉的好地狱》《题辞》《雪》等争鸣的研究中。如关于《失掉的好地狱》中“人类”究竟何指、1925年6月鲁迅能否预见到未来的国民党反动本质的争鸣,该书大段引用了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中相应的“试解”和“注释”文字,也大段引用了石尚文、邓忠强《〈野草〉浅析》一书中《捣毁地狱的深沉呐喊》一文的结尾,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这与《野草》难解、研究者无法还原鲁迅及意识形态影响等原因[2]密切相关。其实,该书的主体论述部分均体现了论从史出、有史有论、史论融通的研究方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研究者提出了“《野草》学”的名称。无论鲁迅研究史,还是《野草》研究史,这一名称的提出都会对研究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引发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作为《野草》研究史論方面的著作,该书立足于这一名称,自然成为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这一学科体系中,该书的“创新之处”确实体现了创新的价值。著者指出: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作品、研究著述、研究史、研究史论等关键要素。而完成建构“《野草》学”这门学科的建构,已经具备了鲁迅的《野草》、众多的《野草》研究著述,以及孙玉石、张梦阳、王吉鹏等的《野草》研究史等关键要素,但还不具备《野草》研究史论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本研究拟完成“《野草》学”学科史论要素的建设任务。从“《野草》学”学科的建设方面看,本书是作为其中的必不可少的的理论支撑要素——《野草》研究史论——而呈现出来的。[2]
学科意识的视域,让该书彰显了独特的学术价值。浏览或粗略一看此书,给读者的直觉似乎就是文献综述或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认为毕竟是由众多研究者的研究著述构建起来的。其实不然,各章节涉及的知识与角度,既有字词、短语、句段、篇章、口语交际、阅读、写作、语言、修辞、逻辑、文化常识、文学现象等知识的探讨,也有中外作家作品内容、比较方式的介绍,还有哲学、美学、诗学、史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写作学等切入视角的分析。找到了上述知识与角度的结合点,并且只有在理解了的基础上,才可能融合成研究史论。如概述美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状况时,对《野草》艺术美的分析,如概述心理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状况时,对《野草》中鲁迅心理的分析等,都涉及视角所属学科的知识。在构建“《野草》学”四要素之一——研究史论——的支架中,该书不仅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解决了长期以来史论著作缺失的问题。把该书置于“《野草》学”学科体系之中,充分体现了著者的学科建构意识,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创新价值。
其实,作为一个史论研究者,不应该坐井观天,固步自封,局限于眼前,而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开放的眼光,持有发展的观点,做多维视野中的探讨,以确保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该书的背后有庞大的文献史料、多学科的知识等作为支撑。著者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动用的各种资料定然不会少,而且能将鲁迅、《野草》文本、文本研究、文本研究史、研究视角等众多繁杂的项目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足见其花费的时间自然不少。还有,该书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易懂,将众多的《野草》研究文献浓缩于此,具有一定的概括性。
当然,除该书结论中所指出的现存问题之外,还有《野草》的时空研究、翻译研究、域外传播研究,国外《野草》研究史,港澳台《野草》研究及其研究史,教材中的《野草》研究、《野草》的教学解读及其解读史等,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话题,希望该书著者及其他《野草》研究者能在这些方面发新力,产出新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野草》研究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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