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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城市史略
张军(网上搜心如居士)
古代常德城市的概况
第一节 有城之始的常德
一常德历史地理概况
常德,史称武陵、朗州、鼎州。史料载,三代时期,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末年,蔡国被楚国移民至高蔡(即今常德)带来了中原文化,公元前277年秦国将军张若伐楚,在今武陵区城东建筑城池,这是常德有城的开始,此时常德属楚黔中郡,汉高祖二年,改称武陵郡,郡治索县(今汉寿县,一说治所在义陵即今叙浦),后牵治所于武陵,《》云:“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也……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郭成仁《楚国经济史新论》
隋唐时,常德改称朗州,五代时,后唐副将沈如常于沅水北岸修筑城墙,以御水势,常德城初具规模,北宋时改称鼎州,并设常德军节度;南宋改称常德府;元代改为常德路;明清恢复常德府,常德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从地理上看,常德座落于沅水的下游,沅水汇集了武陵山脉、苗岭、雪峰山之水,流入八百里洞庭,从沅水顺流而下的人们来到常德会突然感觉到天高地阔,清著名学者赵翼曾赋诗说:“滇黔山为天所械,万山围在青山外。今朝眼界豁然开,出得山来天始大,终年座守深山幽,岂知山乃尽朗州(今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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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至朗州作》。
。常德城北面有太阳山、南面有德山、西面有河伏山,三山拱围,沅水从常德城东西南三面绕城而过(现在城市发展,沅水已是穿城而过),柳叶湖傍城铺展,山、水、河、湖相映成趣,构成了山环、水绕、湖映的自然格局。
优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常德天然交通便利和区位优势,用之于兵则险固,用之于商则繁盛,成就了常德军事重镇和商业转口贸易城市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常德是是江陵向南、,常德成为沅水上的咽喉,西南各地的土特产要顺沅水而下,从常德装上大船转运武昌下江入海,下游的物资,又要从常德装船,上朔五岭,经沅陵、辰溪、洪江等上游商岸分运到上游山区或者上走贵州、云南。,常德城水域宽广,城东有珊珀湖、涂家湖、西湖、围堤湖,,上溯滇黔,下达湖海。
除了这条主要天然通道外,还有一条重要的驿道通过常德,清代,中国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大驿传网络。常德属北京延伸至中南方向的网络干线的西线。此线自北京南下,经保定、正定、刑台、大名、安阳、新郑。在新郑分出两线南来,其中西线由新郑经新野、襄阳、荆门、公安进入湖南澧州的顺林驿——兰江驿、清化驿—大龙驿、武陵府河驿,然后去沅陵、经芷江、晃州进入贵州,达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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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启芳《骡马甸与清代驿站》《话说常德街港》政协武陵区委员会编2007年
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常德府(含今日常德,汉寿,沅江三县)左包洞庭之阳,右抗五绥之要,不特荆湖之唇齿,即滇黔之喉嗌也欤”。可见,古代常德无论是地理位置,水际交通,陆路交通,无不彰显出其地位的重要。
二常德城的刍形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东周之前,常德地区就有濮人在此居住,东周春秋时,楚人进入湖南到达的沅水下游地区。
屈元在《涉江》中写道:步余马兮山皋,,齐吴榜以击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屈元提及先坐车马,到达沅水流域,后乖舲船从常德去辰州的过程,表明楚时这里的交通已经比较便利,有大量楚人在此生活。至战国,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以吴起为相,“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传》
常德此时纳入了楚人的版图。今常德楚墓密集,表明当时楚人已较大规模的在此活动。
战国后期,强秦压楚,为把洞庭湖地区建成稳定后方,楚国非常重视沅湘间的巩固开发,楚人在沅水、湘水一带筑城,被考古证实的有:申鸣城,在今澧县南,又名土城堤;宋玉城;罗城,今汨罗西南4公里;麇城,春秋时楚邑,在今湖南省岳阳东南;北津城,今长沙岳麓山三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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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在德山附近也建立了小型城镇,有学者提到屈元塑江而上的枉煮就可能是一座城镇。
秦伐楚后,依沅水筑张若城和司马错城,当时仅具有军事城堡意义,却奠定了常德的城市基础,历经治乱兴衰,兵燹水夺,常德城址基本没变,其军事重镇的地位在古代一直没有削弱,交通咽喉的地位在封建时代一直没有动摇过.
尽管张若城和司马错城为秦国所建,但楚人已在此锐意经营较久,加之秦国过于短命,所以常德文化史上留有浓郁的楚文化印记,这是常德与荆楚文化有很多相似,而异于湖湘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重要的军政中心城市
凭借便利的交通和独特区位优势,自张若和司马错筑城始,常德便担负起军事使命,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均把常德视为军事重镇,严加戍守。
自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设黔中郡始,历史都把常德作为重要的军政中心。曾作为七朝郡治、七朝军府、七代藩封之地,辖区远及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北、桂东北,素有“西楚唇齿”、“黔川咽喉"之称。古代兵家略取西南和湖南必先取常德,《读史方舆纪要》载:秦得黔中,则旁慑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矣。汉置武陵郡以镇压巴、黔。 赤壁之战,刘备为保荆州,派张飞先取常德;隋唐以来为常德为湖北襟要,黄巢进军长安,遣尚让率大军占常德;南朝宋初大将慕容延昭取湖南,先下常德、岳州,于是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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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平;元末朱元璋如法炮制,派徐达先占常德,进而据有湖南;明末张献忠入川,李自城部李过、马进忠抗清,都曾在此激战;三蕃之乱时,吴三桂坐镇常德,指挥六省军队;太平军西征,常德屡为战场。据统计从楚庄乔西征到太平军占常德,这里进行了大小战役130多次.
军事集结、遏锁苗疆、警视西南亦必先取常德。周楚时,庄桥从这里率楚军西征;秦亡楚后,这里成为钳制苗民等少数民族的重镇,和遏制武陵苗人指挥部;东汉镇慑怀柔并用,压缩苗疆,伏波将军马援以此为据点征五溪蛮;三国潘浚征武陵蛮;西晋陶侃镇压流民起义;唐末五代,镇压武陵苗首雷满苗民起事;明代傅友德、沐英、兰玉远征滇缅;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政府便会从常德通过水路、陆路大规模集结军队然后开往战场。
常德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和内地联结的关口,被紧紧地锁住,历史上发生过诸多苗民等少数西南少数民族起事,!
随着少数民族的远迁深山、深入贵州。民族矛盾减少,常德作为锁守苗疆的军事意义逐渐消失;随着西南开发的完成,改土归流的实现,广大的西南地区和中央的关系日益密切,远哨西南的意义也不在重要。常德城的军事功能仅限于统摄湖湘,节制地方,地方驻防,维护地区的稳定。清后期,常德驻军屡次裁汰,至宣统三年1911年,仅存官兵32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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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两千年前为兴兵而建的军事城堡完成了它应有的军事使命.
军事功能的弱化并没有改变常德市作为战略要地的军事意义,矛盾激化,不可调和的战乱年代,这里仍就是兵这必争之城,后来北伐战争,左北上的左翼就在常德集节,1934年红七六军团会师后,贺龙就包围常德,以配合中央红军常征。1943年的中日常德会战,再一次验证这里兵家必争之地。
第三节商业转口贸易中心城市
凭借交通之利,常德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至迟在唐代,常德的商业已相当发达,史载,唐天宝元年(742年)朗州城(今常德市)已是“舳航蚁集,商贾云集,连阁千重,炊烟万户”的湘西巨镇”.转引《》第84页常德市计生委编2000年九月。
南宋初年,常德可造“载鱼万担,载米万斛”的大船,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啮城,舳舫帆楫,时相上下,商贾所聚百货辏集,人语欢声,辄喧午夜,黩、蜀、闽、广、江、浙、陕、豫之商毕集”,同上
“辄喧午夜”是常德港岸吞吐交易繁忙的写照,故当时常德就有“富强甲湖南”之称。《常德市志》第2页。
这种局面在清代继续发展,清代乾隆年间,常德地方政府开放市场,常德成为西南地区重要商埠,当时就有牙行140多家,商铺近万家,外地商人建会馆17所。《》湖南出版社,1990,《常德市志》载有牙行200多家,会馆17所。
1863年的《武陵县志》是这样描绘当时德山的交通畅达和商业繁荣景象的:“大舟小艇聚城旁,上溯黔阳下武昌。”据记载,当时年进出口货物就达3350多万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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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盐茶厘税超过10万两。《常德市志》第3页。
同治年间,常德府城有道路70条,主街宽5~8米。常德的商业盛况可见一斑。商业的繁荣带动了餐饭旅馆业的兴盛,清后期在西围墙、大高山巷、果行泉、经历司湾、水星楼、下南门、府坪街一带,出现了许多饭菜馆,客栈、茶馆和其它服务业,到1905年,常德城有小饭馆、茶点铺近百家,大型酒店12家《》第261页
.这些服务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便利的服务,反过来又吸引着更多商贾的到来.
良好的地理环境,吸引着来自江西、安徽、广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北、、纸张、瓷器、书店、笔店、钱店、衣庄、油盐、首饰。江苏人多槽坊、衣庄、安徽人多典当、笔墨、盐茶。山西人经营汾酒、汇票、,广东人多营药丸、槟榔,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发家兴业,各持一方。为扶植本帮在商界势力,他们纷纷按乡土关系开设会馆,他们带来本地的名种文化习俗,使常德城带有复杂多元文化色彩。
常德本地人也善于经商,在和全国各地精明的商人交往竞争的环境中,常德人历练了精明能干的品质,因此常德人被称为“湖南的犹太人”,说其为犹太人一是说善经商,二是说精神顽强,吃苦耐劳。这与常德的商业土壤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嘉道以来,水患多,滨湖之利尽失,西北多山,“弥望童童,种植之利无所有”唯西南“有桐楂竹木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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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田一年一熟,遇旱则收薄,“邑产之物不能甲于他乡,珍异之物尤属寥寥”。《武陵县志》
农民因此弃农从商。
商业尽管发达,但仍被视为末业,《武陵县志》论及常德商业盛况时不无愧色,说常德商业发达是外来商民盅惑所至,“城乡之众皆成守其本业,朴素自安,近则外来富商大贾竞奢淫,土著之人渐染其习"陈启迈《武陵县志》风物卷。

尽管古代常德商业发达,但本质上仍是农业本位的城市。因为商业交换的本质是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劳动交换,常德还没有从农村中独立出来。在文人笔下,常德也是一翻乡村景象,道光年间常德名士向光谦的《沅江竹枝词》这样写道:“县署门外水生波,,菱女渔儿解踏歌。”这是一个略带商业色彩的,田园湖光氤蕴的城市。从这一时期的史志所载,我们基本可以勾勒出城市的面貌,几十处庄严的官署,几十座神圣的寺观,上百座神秘色采的祀庙,宣闹的街巷,林立的店铺、点缀的粮苍、驿馆、铺展的池塘,人群络绎的水井,俏立的石牌坊,钟鼓谯楼,更夫、兵丁、商贩,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雄传壮观的城墙外是环绕的江河,广袤无边的原野,共同构成了古代常德的城市画面。
第四节 地方教育中心及多元文化汇集的城市
一湘西北教育中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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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兴废与常德城市文化休戚相关,汉唐以前,常德的教育并不发达,明朝中后期,常德的教育凸显兴盛,涌现出很多杰出人才,明朝社学兴盛,洪武八年(1375)太祖下诏立社学,每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社学一所。常德城内有四坊,立社学四所,每社立教读一人,凡堪教子弟,八至十五岁皆可入学,教以开蒙大训、孝经、小学诸书,中后期社学渐废,私熟教育代之而起,遍布街衢,出现了“无三五里不闻弦歌”的局面,周瑛称为“湖南之冠”市志611。
,与此同时,义学、经院(回维族教堂)也为穷人和少数民族学生开了读书的方便之门
书院教育也相当兴旺,例如,常德一代文风的是宋末元初的学者丁易东,曾累官至翰林院编修,后辞官回乡办学。有记载的第一个书院就是丁易东在常德城东的黄龙陂办的石坛精舍,嘉庆《常德府志》载,丁易东“,捐己田一千二百亩,取其租以赡生徒”嘉靖《常德府志》卷九。
后改为沅阳书院。1508年王阳明来武陵讲学,设阳明书院,后进士杨褫创办闻山书院,进士陈洪谟创办高吾精社,进士蒋信创办桃冈精社。武陵文风大盛。因此明末,常德考取进士的达30多人。
清乾隆十年,武陵郡守董思恭创建善德书院,十六年,知府雷公畅以“一江远隔”为由而在城内西南建朗江书院,德山的善德书院渐废,后邑人杨彝珍在德山孤峰岭建移芝书院。杨彝珍,出生于鼎城区唐家铺乡,字移芝,道光三十年(1850)中进士,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和兵部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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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因“剿”太平军不力而告老回乡, 清同治初年,捐田400余亩,于德山孤峰岭创办移芝书院,且教诲贫寒子弟多年,,,划分两区,一区祭祀善卷,一区祭祀蒋信、冀元亨诸贤,配祀李焘、董其昌等有功于常德文化建设的人。清光绪十三年九月(1888年),武陵知县李宗莲访德山书院旧址,与告假乡居的前兵部主事杨彝珍和其它地方绅士倡议,于德山胜地建一书院”使士人“藏修有所,发夫文词,振兴教育”,确定新书院建在原青莲社遗址上。光绪十四年(1888年)6月19日落成,湖南学政“,已处于西学东渐,变法维新的热朝时期,该书院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书院,以"以经义课士、求精务实、对时养器“为校训,显然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并借鉴了岳麓书书院”实事求事“的经世致用思想。其教学内容看,关心时务,力昌西学,请许奎元讲算学,开常德西学之先河,形成了爱国勤学传统,
清末,在常德境内官、私立学校任教的教师,均为有科举功名和一定声望的社会名流,社会地位较高,常德府学教授为正七品。他们中有的人既教书又是朝廷、省、府、州、县的教育行政长官,有人因为民兴教而享誉社会.
另外,还有大量私学、义学涌现,咸丰十九年,即1859年,常德知府彭汝琮,在城内西隅寺建西城义学,在育英堂设育英义学,在杨家巷设两益堂义学,在西城义仓前设德修堂义学。
晚明以后,整个湘西北上京城、武昌读书,必经常德,新学兴办后,湘西二十八州县共建一所师范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