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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玲摘要:作为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作家,赵树理以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为己任,因此他也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锻炼锻炼”》也不例外。这篇小说中所反映的干部工作作风及其领导方式等问题,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问题小说干部工作作风现实意义
被誉为描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和“圣手”的赵树理,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之作。”①作为一个感时而发缘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富有强烈使命感与高度责任感的小说家,赵树理常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在平实的叙述中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透过生活表象而深入其本质,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予以暴露或批判。“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要写的主题。”②由此,赵树理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批评了农村中落后人物身上所存有的封建迷信思想;《李有才板话》揭示了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批判了基层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在《孟祥英翻身》中,通过婆媳关系揭露和批判了压迫残害妇女的宗法制度的黑暗等。这种“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责任意识可以说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一脉相承,贯穿始终。
《“锻炼锻炼”》作为赵树理建国后影响最大的一部短篇小说,仍保持了他以往的创作风格。作品题为《“锻炼锻炼”》,那么到底是谁要“锻炼”?“锻炼”什么?这篇小说主要写“争先社”的副主任杨小四是个青年人,老主任王聚海认为他还年轻、稚嫩,没有经验,需要“锻炼”。但在偶然一次“当家”的过程中,杨小四表现出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尤其是在对两个落后人物“小腿疼”与“吃不饱”的斗争上取得了胜利。因此,老主任受到老支书的批评,认为他还得“锻炼锻炼”。作者曾说,《“锻炼锻炼”》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样看来,作者的创作初衷是要指出老主任王聚海的“和事佬”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危害性,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
可是,现在重读这篇小说,我们却会发现它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作者的申明。无疑,通过文本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基层干部的王聚海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需要“锻炼”。首先,在工作方式上他需要大大改进。王聚海有早年积累的一些领导经验,如主张按性格用人,采取动员说服的方法调动社员特别是落后人物的劳动积极性与主动性,力争和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些经验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做事必须要有原则,不仅要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领导艺术与经验,切实做到对症下药,而且还要善于和敢于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只是一味的墨守成规、抱着老经验不放,或者只采用“和事不表理”的工作态度,那么只会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结果不出所料,王聚海的怕斗争、无原则、爱了事的工作方式不但没有改变“小腿疼”和“吃不饱”的思想和行为,反而姑息纵容了她们的行为,助长了其嚣张气焰。而这都与这位主任单一的工作方法及按部就班的领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从王聚海对待妇女副主任的选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老主任对女性存有严重的偏见。社章上规定要有个妇女副主任,可在他看来那是多余的。他说:“叫妇女们闹事可以,想叫她们办事啊,连门都找不着。”后来由于无法坚持,只好通过选举决定由高秀兰担任这一职务。可是封建保守思想的作怪使王聚海对高秀兰和杨小四这两位副主任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他认为杨小四虽然年轻,没有经验,但还可以“锻炼”,而高秀兰连“锻炼”也无法“锻炼”,所以除了在全体管委会议时按名通知秀兰参加以外,在其他干部碰头会上根本就想不起还有秀兰这么个干部。但是小说通过高秀兰所写的那张连王聚海看了也吃了一惊的大字报以及对她在一次具体生产劳动中言行的描写,可以看出她不仅自信、大胆,有才干,而且具有严谨与民主的工作作风。可因老主任思想的落后与存有的性别偏见,这样一个好干部却不得不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相对而言,年轻副主任杨小四在对待高秀兰的态度上却与老主任截然相反。在王聚海临走时交待任务,大权授予他时,杨小四说:“还有人家高秀兰哩。”他不但尊重女性,对同事能够一视同仁,而且办事讲究原则,尤其是在工作中敢于打破成规,勇于创新。在带领社员完成一次生产任务中,杨小四别出心裁,采用特殊手段对付两个特殊人物,最终不但按时完成了劳动任务,还使“小腿疼”和“吃不饱”受到教育,不得不坦白承认自己损公肥私、自私自利、投机钻营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因此得到了大家的极力赞许。
那么,杨小四的做法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是不是他就不需要“锻炼”呢?从小说的叙述中,可以感到他的做法类似开玩笑,甚至还带有愚弄群众的意味。毋庸置疑,这种领导方式应付一时之用还可,却并非长久之计。身为领导干部,他们作为群众利益的代表和他们心声的代言人,做事首先就应该是站在群众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想其所想,排其所难,而不是唯上是从。如果只靠采取威吓压制的高压政策,而不去想办法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使她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自身的错误,那么随后类似的问题仍会接连发生。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工作方法无疑是种短视行为,根本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由此可见,需要“锻炼”的不仅是虽有丰富工作经验但却总爱“和稀泥”、做事无原则性的王聚海,而且还有年轻干部杨小四,这个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副主任在领导思想与工作方式上也仍需“锻炼”。王聚海在工作中既不敢打破框框,却又对具有创新思想的年轻干部极不信任,甚至还采用压制的办法,这对我们当今的干部选拔任用不是仍具有警示意义吗?作为年轻干部的杨小四,他思想开放,敢于创新,这点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这似乎也是小说所努力表现的态度倾向。可是为了实现既定目标,领导干部难道就可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与方法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目的的合理性只有与手段的正当性、合法性结合统一起来,才能保证其价值和意义的最终实现。所以,杨小四的工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较大的改进。对此,现今的诸多领导干部是不是应该引以为戒,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呢?所以,这篇小说所反映和揭示的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王聚海、杨小四这两位干部身上,而是所有脱离实际的领导干部都需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他们不但要在领导方式上进行“锻炼”,更要在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上“锻炼”。只有这样,干部们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心声。这在不断强调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今天,不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吗?
干部问题一直是赵树理的作品所关注的,对于其中人物的是非褒贬,作者的态度向来都是较为明朗的。但在这篇作品中,我们从作者那纯客观的叙述姿态可以感到其情感态度与批评指向的暧昧。缘何如此呢?难道是作者别有所思或有什么难言之隐?在1959年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中,赵树理写道:“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和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就进退失据。”同时他还提到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察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究竟我们的生产劳动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干部是以国家意志为主,还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我想,这才是作者苦苦思索的问题。但是在国家意志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赵树理常感到进退两难,不知该站在哪一方说话:“每遇到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因此,在对待王、杨两位干部的态度上他也显得游移不定,暧昧不清。也许作者的创作真的就像孙犁所说的,在建国后变得“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③不过我想,或许正是赵树理的拘束、严密、慎重,这篇小说才会那么耐人寻味,经久不衰,至今仍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吧!
注释:
①[N].文艺报,1996―10―11.
②(第4卷)[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③(第8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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