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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熙宁四年(1071年),当时三十六岁的苏轼由开封府推官出为杭州通判,行舟淮上,途次寿州,成诗《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古人写诗填词常用芦与枫作点染秋情与愁思的物象,如“枫叶荻花秋瑟瑟”“江枫渔火对愁眠”皆是。东坡此诗首既交待了去杭州的走向,又透示出秋旅的苦情与暗漠的襟怀。起句似是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写得,至“长淮忽迷”句,直抒胸臆,愁思弥漫,没有远近,没有界域,寥寥水天,无处不有,水中的舟,岸上的山,相互交映,忽昂忽低,时高时下,绵缠不断。
颍水曲,而淮水直,所以历史上思绪朗阔之作较多。如诸葛颖的“涉颍倦纡回,浮淮欣迥直”,蔡允恭的“久倦川涂曲,忽此望淮圻,波长泛淼淼,眺迥情依依”。而东坡则相反,他的入淮诗,渲染的是一种寂寥、郁闷、愁煞人的情绪。等到城内报恩寺白石塔已经可以遥遥看得见的时候,他仍然沉溺在愁思的主观情感天地中。白石塔是实指,黄茅冈是泛指;实指历史陈迹,可发历史之幽情,泛指水岸荒冈,无疑是触目伤怀。白居易就有“黄茅冈头秋日晚,苦竹岭下寒月低。”这类句子。“故人”,指的是谪官寿春的柳子玉,他与柳氏交往甚密,友情颇厚。东坡曾有诗云“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在这前程未卜之时,烟水苍茫之中,遇上“同病相怜”的故友,怎能不在心底上发出“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的共鸣呢?
诗的重心是写自己旅途中的忧思,排遣心中的不快,状摹一种“烟雨凄然”的内心世界,所以古人讨论此诗是“极沉痛语,浅人自不知耳”。苏东坡于三十四岁时服完丧仪,回到京师后,见政局大变,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守旧派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斗争是可想而知的。苏轼这时尚站在保守势力一边,写了《上神宗皇帝》《论时政书》等,卷入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他预感到再在这里呆下去,等待他的将是一场不虞之祸,“风雨潇潇夜晦迷”。不久,他的弟弟苏辙果因在议事中多语王安石而被迫“气罢”的明智。另一方面则是加重了“人海阔,无日不风波”大祸临头的感觉,也正是这些,更使他对眼前充满杀机的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他做了这样权宜之计的选择:请求外调,出任杭州通判。一路上他心情十分沉重,所以说苏轼这首诗是他在政治风波中脱身去祸的隐痛心理的产物。
来到杭州,苏东坡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做东坡肉,自酿新酒,盖房种花,吟诗作词……他有着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总能在微小的事物中发现乐趣,这些乐趣让他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从而进一步靠近自己的理想。
反复读这首诗,心中既念念不忘,又欣然释怀:惦念的是千年前这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终归淹没,欣喜的是在空旷的历史残迹中总有一些不朽的东西在悄悄地生长。是的,伟大的生命总是以这种方式延续,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