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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篇一
陶侃曾经外去巡游,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没熟的稻穗,陶侃问:“拿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说:“走在路上我望见它,随意拔一把罢了。”陶侃非常生气地说:“你既然不种田,竟然还糟蹋人家的稻子!”陶侃(就把那人抓起来)拿鞭子抽他。(陶侃爱惜庄稼而执法严)因此老百姓都对农副业肯下苦力,家家生活富裕,人人丰衣足食!
陶侃惜谷原文篇二
陶侃尝(1)出游,见人持(2)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3)?”人云:“行道所见,聊(4)取之耳(5)。”侃大怒诘曰:“汝(6)既不田(7),而戏贼(8)人稻!”执(9)而鞭(10)之。是以(11)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12)。(《晋书·陶侃传》)
陶侃家境贫寒仕途艰难篇三
陶侃(259—),字士行,汉族,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人,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东晋闻名的军事家。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陶侃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余嘉锡先生对此曾特地有过探讨,云:“南朝士夫呼江右人为傒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又云:“永嘉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者……吴人薄之,亦呼‘伧楚’。别目九江、豫章诸楚人谓‘傒’。”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毅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挚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起先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最终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起先。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不遗余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宁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非常繁华、喧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状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行能在洛阳***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最终在张华的举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旧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举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旧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其次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状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相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打算南下了。适经挚友举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忙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惊慌,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假如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唯恐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担心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能供应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担心。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非常兴奋。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限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能使刘弘非常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视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真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短暂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限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事实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从前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改变。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终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阔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平安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冲突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非常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时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四周埋伏下来。杜弢果真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歼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行。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最终被陶侃***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限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值陶侃踌躇满志打算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行。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示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变更办法,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旧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气不足等缘由,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验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境况。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注释篇四
(1)尝:曾经。
(2)持:拿着。
(3)何为:即“为何”,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前置。指干什么。
(4)聊:姑且。
(5)耳:罢了。
(6)汝:你。
(7)田:名词作动词,种田。
(8)贼:损害,损害。
(9)执:捉拿。
(10)鞭:名词作动词,鞭打。
(11)是以:因此。
(12)足: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