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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升在中国当代诗坛,有一个说法几乎成为圈内人的共识,即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堪称当代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这个说法如果成立,无疑,这是一则让人怦然心动的神话;这个说法如果还显得牵强,无疑,这还是一则令人欲信还疑欲疑却信的神话,原因没有别的,因为,所谓“黄埔军校”本来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则神话。正如,在中国现代军人杰出将领方阵中,有黄埔背景的比比皆是,而同样杰出,甚至比黄埔出身还杰出的将领,也在所多有;与这个判断相关的另一个判断是,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一代杰出的中国军人,但并非所有从黄埔军校出来的中国军人都杰出。由此出发去关照“青春诗会”,自然而然的判断便是,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都曾经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优秀诗人,而未能躬逢其盛的诗人未必就不优秀;或者说,一个诗人在选拔参加“青春诗会”时,是优秀的,但能否继续这种优秀,能优秀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这也难怪,无论黄埔军校,还是“青春诗会”,只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从昨天走向今天和明天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其中,难以计数的或然性,恰好左右着后来的结局。
以上的推论,似乎有绕口令、玩文字游戏的嫌疑,即便是这样,仍然是必要的。要讨论一个问题,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划出内涵和外延的边界,否则,任何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允许继续以黄埔军校和“青春诗会”作为说话的由头,那么,具体到甘肃的当代诗坛,“青春诗会”对于甘肃诗坛的意义,便会格外凸现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的仁人志士施展人生抱负和为国为民抛洒热血与***的舞台,黄埔军校是走向这个舞台的预演,可是,在这所学校里,来自甘肃籍的人士并不多,拥有黄埔背景,而以后在军事上获得重大成功的甘肃人士,可以说绝无仅有。在那个以军人实力主导历史进程和方向的时代,甘肃并不缺军人,甚至不缺优秀的热血军人,为什么基本上没有产生过主导历史进程和方向的人物呢?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甘肃社会的发展与全国总体进程相较,还处在明显的滞后位置,甘肃社会从整体上,还没有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到了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乃至于今,经济建设,文化复兴,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和时代的主旋律。从社会经济层面而言,甘肃仍处在全国中下游位置;可是,在文化方面,尤其文学创作这一领域,如果与此前的时代相比,甘肃却借着时代的强劲东风,实现了本土文学的大跨越,大跃进。还是回到“青春诗会”这一重要的文学平台上观察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从1986年到2008年,参加过“青春诗会”的甘肃诗人多达十八名。没有统计这个数字占参加“青春诗会”诗人总数的多少比例,有一点毫无疑问,比甘肃军人在黄埔军校所占比例,不知要大多少倍。意义不仅限于此。先后参加过“青春诗会”的甘肃诗人,在参加之前,活跃于中国当代诗坛,参加之后,比之前更活跃,取得的成绩更显著。还有,有幸参加“青春诗会”的甘肃诗人,只是当代甘肃诗人队伍的一部分代表,或一少部分代表,没有参加过“青春诗会”的甘肃诗人,队伍还很庞大,取得的成绩依然显著。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甘肃当代诗人是以总体阵容的强大和诗写能力的强势,为甘肃诗歌,在当代中国诗坛赢得地位的。
对于从古到今,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大省地位的省份来说,当下的甘肃诗人取得的这些成绩,也许不算什么,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某一天的阳光灿烂而已,但对于甘肃诗歌,对于甘肃文学,对于甘肃文化,无论对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其意义说有多大,便有多大。甘肃向来身负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之美誉,或自称,或被称,这都是实际情形。可是,另一实际情形同样不可被忽视,那就是在全国的视野中,甘肃的历史文化向来处在边缘位置。即以文学创作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中,似乎也不缺乏甘肃文人的星光闪耀,甚至还会出现执一时之牛耳的人物,比如东汉之皇甫谧,陇西三李之唐传奇,明前八子领袖李梦阳等等,但几乎都是来如闪电之耀亮,去如彗星之迅忽,来了,便来了,去了,便去了,并没有在脚下这片土地上踩踏出多么难以磨灭的文化痕迹,犹如沙漠中的一棵大树,孤独而来,孤独而去,对周围的生态并不能起到多大改良作用一样。这也不难理解,文化的土壤,都是经过一代代一群群卓有建树的文化人,不间断地诞生,不间断地成长,不间断地培育,不间断地堆积而成的,白手起家空穴来风的奇迹少之又少。手头有几部由几个文学大省编纂的分省文学史。为什么这几个省如今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省?因为自从有文学这个精神产品种类以来,他们从来都是文学大省,几乎从无间断。罗列相关的事实是为了完成一个相关的判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甘肃文学实现了全面的复苏,作者不再以个别的身份冲进全国文坛,而是以一个群体、一支团队的姿态,以具有内涵相通的美学品质,在全国文坛频频亮相;而且,作者队伍越来越庞大,影响也越来越大,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厚积薄发的态势。几十年过去,截至当下,这种态势不但得到了延续,还呈现为一种水涨船高的新态势。对甘肃本土文学而言,即以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做出带有终极意义的评价,肯定会失之匆促,亦且无此必要,重要的是,对这种态势保持充分的关切,给巩固和扩大这种态势的写作者予以应有的尊重,这就够了。在各种文体的众声喧哗中,诗歌功莫大焉。
值得特别强调的还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中国诗坛的甘肃诗人,直到现在,在其最初的文学实践中,就带有明显的本土文化自觉。随着多元文化观念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中地位的日益凸现,甘肃诗人的本土文化自觉,也由最初的感性层面,衍生为一种理性精神。无疑,这很重要,不仅对本土文化的提升很重要,对于写作者而言,更显重要。与别的文学样式比较,甘肃当代诗人之所以在文学之路上起点较高,步态较稳,阵容较为齐整,代际传承较为明晰和紧凑,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这一因素,也许正好是剖析这一现象的钥匙。我曾在一篇研究报告中,对这一现象做过如下表述:甘肃本土文学,在历史上,除个别时代的个别作者创造过辉煌,在全国文学视野中占据一定地位外,一直是冷寂的,不但很少浮出水面,创制的文本也十分稀少。尤其西风东渐以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根本的颠覆,新的文学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以及文学理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嬗变中,甘肃作者几乎是缺位的,导致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上,甘肃作家的整体缺席。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目标向西部的倾斜,一大批受过现代教育的文化人,以各种方式西迁,同时也将现代教育理念和文化理念移植于甘肃本土。有意味的是,依照流行的文学时代分期,在全国范围的文学视野中,当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时,甘肃正在接受的却是现代文学的洗礼。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时间坐标,那么,差距在半个世纪左右。在甘肃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甘肃文学史上也出过一些有影响的作者和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作者大多是移民,作品大多都是用公共话语表现的公共题材,甘肃本土文化更多的只是标签。这种情形,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所改观,此时,受过现代教育和经历了现代文学理念洗礼的甘肃本土作家逐渐成长起来,他们以现代人文理念,关照甘肃本土的历史文化积淀,诉诸于作品,明显地体现着甘肃的本土文化自觉。但同时出现了一种倾向:为地域特色而打造本土文学,忽视了对地域文化内涵的深度开掘,相应地,也缺少较为宏阔的文化视野。经过长时间的阵痛和磨合,地域文化自觉地化为本土作家进行创作的原动力,借鉴和追踪全国乃至世界文学思潮,成为有自己文学追求的本土作家所必修的功课,创作出了一大批有较高本土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从而,迎来了甘肃本土文学的新时代。
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的理由:文学本来就是以差异性体现其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精神产品。因其差异性使得文学殿堂里琳琅满目,或光怪陆离;因其差异性而为共通性提供了绵绵不绝的文本样式,因而使得不同的种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生理念,在阅读中,因为艺术的感染,因为美的召唤,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取舍,相互补充中,纠合为带有共享品质的精神资源。这不但成为需要,而且成为可能。如果判定甘肃当代诗歌是有成就的,或者是有较大成就的,那么,我宁愿认为,其成就主要体现在甘肃当代诗人所秉持或坚守的一种文化立场。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非本文所能承担,更非本人所敢承担,何况,本文的任务是讨论甘肃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的作品。回过头来再看,以上的讨论与本文所针对问题的主旨,非但没有偏移方向,而且,居然不谋而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便是,甘肃当代诗人以其本土文化自觉,创制出了带有审美差异性的诗歌文本,而这种文本与别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本,在美学内蕴上具有很强的共通性,因而得到了“青春诗会”的接纳、理解和推崇;而甘肃由于地域辽阔,在自然地理上,为中国四大地理板块的结合部,在历史文化构成上,又是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的通道,同时,又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接壤地带,即便以农业文明而言,仍然是旱作农业与绿洲农业的过渡地带。所以,甘肃因其地理上的走廊特色,在主流文化那里,带有明显的几种文明过渡和交融的特质,即便在同一个省份,东西南北所呈现的差异,地理上的差异有多大,文化上的差异便有多大。而对差异性的包容和尊重,乃至弘扬,正是现代文化的基本品质。也就是说,甘肃地域文化本身就带有现代文化的基本禀赋,先前在漫长历史时期的沉默,以及在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的落伍,只是近现代文化理念没有得到普及和尊重而已,当现代文化理念成为共识,并且与本土文化中先天蕴涵的现代文化品质不期而遇,并发生碰撞以后,便如同两个久违的老朋友乍然谋面,埋藏于内心深处的记忆适时得到召唤,从而形成争相倾诉的洪流。所以,以诗歌为代表的甘肃本土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浮出水面,渐成爆发之势,至今势头不减。站在全国文坛的视野下远远看去,能一口说出名字的,不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文学生态群落,其深层原因在于本土文化内部,不假外求。毛泽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对于一种文学现象,寻找其发生的外因是必要的,但如果忽视了对内因的解读,好似追着公牛挤奶,结果只能是,公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当我们对主导甘肃当代诗歌繁荣的深层原因做了必要的剖析以后,以甘肃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作为说话对象,这个看似混沌,难以在同一篇文章中进行评述和界定的诗歌群落,此时,其基本面貌便显得清晰起来。主要表现在:
其一,甘肃当代诗歌是以一种整体爆发的姿态呈现的,作者遍及三千里陇上,各个地域和文化板块上,都不约而同诞生了特色鲜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作者。作者分布的地域,西起甘肃最西端的阿克塞,东到最东端的合水,每一个作者如同一块块诗歌的绿洲,用他们的诗作,串联起了漫漫三千里土地;而且,作者人数在各个板块的分布比较均匀,并且,不再是个体闪耀后的群体沉默,而是闪耀的个体持续闪耀,累积为群体持续闪耀的态势。如河西板块的张子选(诗歌起步成名于阿克塞)、古马、梁积林、胡杨、苏黎,甘南陇南板块的阿信、樊康琴、包苞,陇中板块的牛庆国、崔俊堂、李满强,陇东板块的高凯、第广龙、郭晓琦,兰州都市板块的葛根图娅、叶舟、娜夜、沙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