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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
Summary:布尔加科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和剧作家。他的创作除小说外,戏剧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布尔加科夫一生创作十余部剧本,其中绝大多数作品被禁,没有在生前发表。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戏剧作品才重新焕发生机,受到学者关注。对国内外布尔加科夫戏剧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以期对相关的戏剧史研究有所裨益。
Key:布尔加科夫;戏剧;学术史
::A:10017836(2016)06009804
一、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解冻”思潮的影响下,布尔加科夫的戏剧作品部分开始重新与读者见面。1955年出版了剧作集《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普希金》,1962年增加了剧本《逃亡》、《莫里哀》和《唐吉诃德》,1965年又将剧作增加到七部。1966年,《大师与玛格丽特》在《莫斯科》杂志上发表,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布尔加科夫热”。到了80年代中期,文化环境进一步
放开,在“回归文学”思潮影响下,布尔加科夫的戏剧作品得以全部出版,俄罗斯又一次掀起了“布尔加科夫热”。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出版的《布尔加科夫20年代剧作》和1994年出版的《布尔加科夫30年代剧作》收录了每部作品的不同版本和文学评论,从而为研究布尔加科夫戏剧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文本准备。1984年在列宁格勒举办了第一届布尔加科夫国际研讨会,此后,每两年一届定期举行。1991年是布尔加科夫诞辰一百周年,研究者们第三次掀起了研究布尔加科夫的热潮。俄罗斯关于布尔加科夫戏剧作品的研究已向深层次发展。
(一)对戏剧作品创作历程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许多研究者对布尔加科夫的生平和戏剧创作进行了梳理。
1983年亚诺夫斯卡娅出版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创作道路》。1988年丘达科娃的《布尔加科夫传记》是第一部关于布尔加科夫的学术研究传记。它在1976年作者出版的《布尔加科夫档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尔加科夫遗孀、亲友的访谈录和回忆录。许多材料都是首次公布,再现了布尔加科夫生活的社会背景、当时的剧院及文学环境。同年,文集《回忆布尔加科夫》出版,当中收录了柯·帕乌斯托夫斯基、维·卡达耶夫、米·扬申等人对布尔加科夫早年文学创作、在剧院的工作、晚年的生活和创作的回忆。1990年出版的《叶莲娜·布尔加科娃的日记》中,剧作家的遗孀叶连娜回忆了包括《莫里哀》《普希金》等剧本在内的布尔加科夫的晚年创作过程。1998年索科洛夫主编的《布尔加科夫百科全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史料。2001年别捷林的《布尔加科夫的生活》谈到了《图尔宾一家的日子》的创作过程。2014年索科
洛夫在《布尔加科夫的三次爱情》一书中探讨了其三位妻子,尤其是叶连娜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
(二)对戏剧作品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的研究
1986年在列宁格勒举办了布尔加科夫阅读会,其研究成果于1988年由尼诺夫主编成论文集——《剧作家米·阿·布尔加科夫和同时代的艺术文化》。该论文集收录了许多学者的评论文章。其中,阿·尼诺夫在《关于布尔加科夫的戏剧(研究综述与前景)》中认为:“独特的戏剧内容,新颖的情节构造,丰沛的人物感情……决定了布尔加科夫作为一个经典剧作家的意义。”[1]161990年塔玛拉琴科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戏剧创新》中分析了剧作的形象体系、情节和主题。
2001年雅布洛科夫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艺术世界》中分析了布尔加科夫的创作特征。“情节的多层次性是布尔加科夫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梦是布尔加科夫表现潜意识的主要手段。梦与其说作用于心理,不如说作用于哲学。虽然布尔加科夫做过医生,但他对梦的医学作用并不感兴趣。在布尔加科夫笔下,梦帮助塑造彼岸世界的形象,而不反映人物心理。”[2]165
2007年亚诺夫斯卡娅在《关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札记》中谈到了戏剧中的圣经元素。作者认为,《圣经》在布尔加科夫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已经融入到剧作家的创作之中。但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形象,布尔加科夫并不是简单地引用,而是赋予其新的意义,引发读者的联想。此外,作者还谈到了布尔加科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作者认为,两人都是时代大家,性格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此外,作者指出,布尔加科夫没有***是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尽管当时布尔加科夫也濒临***的边缘。但此时若自
杀,其行为就会被看作是一种模仿,而非出自本人的意志。可以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子弹救了布尔加科夫。
2008年索科洛夫出版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创作之谜》一书。作者认为,为了绕开书刊检查,从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描述国内战争,布尔加科夫常常采取“伊索”式的隐喻进行创作。布尔加科夫剧作中人物形象都有其原型,如《逃亡》中戈卢布科夫是由剧作家的姓——“布尔加科夫”字母换位得到的,戈卢布科夫在某些方面带有剧作家的自传色彩。
(三)与莫斯科艺术剧院、苏联当局的关系
萨哈罗夫的《米·布尔加科夫在政治局剧院里》讲述了《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上演和被禁的过程以及其与斯大林的关系。1986年斯梅良斯基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中认为:“与《白卫军》不同,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已经获得独特的艺术价值。它不仅对布尔加科夫戏剧创作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真正改变了革命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命运。”[3]70
2000年萨哈罗夫出版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作家和政权》一书。书中公开了前苏联共(布)政治局的会议秘密记录、作家被没收的日记以及克格勃公开的档案等珍贵史料。作者认为,布尔加科夫的悲剧命运和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高尔基以及苏联秘密警察负责人根里克·雅戈达有关,其中斯大林的影响最大。
进入21世纪以来,布尔加科夫的戏剧作品成了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足以表明布尔加科夫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2000年吉特科娃撰写的《布尔加科夫戏剧中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分析了契诃夫、果戈里等人对布尔加科夫的影响。2002年霍赫洛娃撰写了副博士论文《布尔加科夫戏剧〈亚当与夏娃〉、〈无上幸福〉、〈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中的狂欢化》。2006年柳盖撰写了副博士论文《布尔加科夫戏剧中“艺术家和政权”的冲突》,作者认为,在《紫红色的岛》中布尔加科夫已经涉及到“艺术家与政权”的问题,直到《莫里哀》《普希金》等最终确立和成熟。2009年卡济米娜撰写的副博士论文《布尔加科夫的戏剧情节:剧本〈卓依卡的住宅〉〈逃亡〉〈无上幸福〉中的空间和时间》分析了时空体的交错性和二元性等特征。
二、西方国家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布尔加科夫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一些学者受时代氛围所限,对作品的分析多带有政治色彩,比如,英国学者布朗在《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中政治性地分析了布尔加科夫的作品。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善。尽管大部分学者依然对《大师与玛格丽特》等小说高度关注,但对其戏剧的研究也渐渐涉及。
1978年,加拿大学者科林·赖特著的《布尔加科夫:生活和创作》是第一部详细介绍布尔加科夫生平的英文著作。
1983年,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认为,布尔加科夫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许多剧本禁止发表和上演,是因为剧本的主题多是写“作家和否定创作自由的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4]372。
1985年,那迪恩·纳托夫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中分析了布尔加科夫创作关于莫里哀作品的原因。首先,莫里哀荒诞的“狂欢”特质符合布尔加科夫
的创作意图;其次,两人的命运相似;第三,布尔加科夫把莫里哀看作是艺术永恒力量的象征[5]81。
英国学者莱斯莉·米尔恩著的《布尔加科夫评传》是西方国家纪念布尔加科夫诞辰一百周年的代表之作。作者以布尔加科夫的生平经历为线索,详细介绍了布尔加科夫的戏剧创作在俄罗斯的命运。
三、我国学者的研究情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布尔加科夫戏剧的研究渐成增长趋势。目前,笔者共搜集文学史7部,著作9部,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5篇,期刊文章11篇。
(一)文学史
李明滨主编的《俄罗斯20世纪非主潮文学》(1998)对布尔加科夫的戏剧成就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其中,重点分析了《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两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戏剧手法。作者认为,在《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中,布尔加科夫明显受到《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此外,贯穿全剧的音乐在剧中起着重要作用。《逃亡》具有现代派戏剧的特色,另一个突出特点则是对舞台提示的扩充。
李辉凡、张捷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98)将布尔加科夫小说和戏剧创作按照题材大致分为了三类:一是描写内战时期白卫军的作品;二是表现现实生活的所谓“莫斯科故事”和反映新经济政策时期耐普曼生活的剧本;三是自传体作品。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剧本和改编剧本。
2003年,任光宣主编的《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认为:“布尔加科夫继承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优良传统,将编年史和心理剧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独特的戏剧体裁。”[6]301其主编的《俄罗斯文学简史》分析了《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中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成就。此外,作者还指出,在经历了20年代末的封杀之后,布尔加科夫后期创作的小说和戏剧开始探索天才与时代的问题。作者认为,布尔加科夫文学创作道路坎坷,一方面是因为天才具有超越性,常常不能容于时代,另一方面也与布尔加科夫的阶级立场和文化素养有关。
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4)和郑体武所著的《俄罗斯文学简史》(2006)介绍了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
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认为,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原则和果戈里的传统十分相像。布尔加科夫深化了果戈里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其作品经常反映“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斗争的主题。
(二)专著
1982年出版的《苏联文学史论文集》中收录了童道明的《布尔加科夫及其创作》一文。其中,作者介绍了《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上演之后引起的争论情况。
2000年,陈世雄、周宁著的《20世纪西方戏剧思潮》中介绍了布尔加科夫戏剧作品被禁和回归的历程。2004年,陈世雄、周湘鲁出版的《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三种》中翻译了《逃亡》《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此处按照作者译法,译为“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伪善者的奴隶》(又名《莫里哀》)三个剧本,同时收录了译者的评论文章。陈世雄在《关于〈逃亡〉的札记》中介绍了《逃亡》引起的激烈的论争情况。此外,作者指出,《逃亡》真实地描写了白
色阵营内部极其复杂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周湘鲁在《在历史的断裂处——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中认为,《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具有浓厚的作者自传色彩,堪称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在《大师与暴政的对话》中,周湘鲁分析了莫里哀这一人物形象。作者认为,布尔加科夫有意把莫里哀塑造成具有弱点的普通人,“赋予人物只属于自己的性格****惯和***,使莫里哀成为一个血肉丰满、令人信服的文学形象。”[7]276
2007年,陈建华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梳理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布尔加科夫小说和戏剧的研究状况。
2008年,温玉霞在《布尔加科夫创作论》一书中分析了剧作家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戏剧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作者认为,布尔加科夫揭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忏悔和赎罪”“艺术与权力”等主题。此外,布尔加科夫还采用了“剧中剧”“幻想喜剧”等形式,创作了历史研究式的小说性剧本。
2010年,钱诚的专著《米·布尔加科夫》详细介绍了戏剧作品的创作和上演情况。其中,公布了高尔基档案馆中的史料等珍贵资料,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布尔加科夫提供了便利。
2011年,谭得伶和吴泽霖著的《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分析了剧作家的个性、创作主题和特征。作者认为,布尔加科夫走了一条真诚、自然的道路,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布尔加科夫从未背上任何政治谎言的重负。“艺术家和强权的对立关系,真正的艺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不相容”[8]244,是莫里哀剧本的主题。笑声是布尔加科夫艺术的最大特征。
同年,金亚娜和刘锟主编的《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中收录了周湘鲁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中的象征体系》。作者认为,布尔加科夫沿用
《战争与和平》中“家庭纪事”的手法,借助“家”“船”“暴风雪”“城市”等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经典作品中的象征符号,表达了其对十月革命悲剧性一面的思考。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关于布尔加科夫戏剧作品的文学史和专著有一些共性特征:关注剧作家的个性、主要分析《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两部作品,分析其主题、人物形象。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研究,比如探究作品中的象征体系。
(三)期刊
唐逸红的《布尔加科夫和斯大林》(1997)考察了布尔加科夫的个人命运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正是斯大林本人的关照,布尔加科夫作品的出版和演出才没有遭到更加悲惨的命运。但是,布尔加科夫并未因此放弃立场,而是忠于自己的创作个性。
在《布尔加科夫戏剧的历史命运》(1998)一文中,陈世雄回顾了戏剧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遭遇,分析了作品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作者认为,这和“当时苏联文艺界各种思潮流派尖锐激烈的斗争直接相关”[9]85,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也因此未能发表和上演。
王宏起的《他为明天而存在——20世纪布尔加科夫研究综述》(2003)梳理了包括戏剧作品在内的作品的研究状况。
周湘鲁对布尔加科夫戏剧的关注较多:《〈巴统〉之谜》(2007)介绍了剧本的创作历程、被禁缘由,以及作家与斯大林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戏剧中的革命与内战》(2007)比较了革命英雄剧和《图尔宾一家的日子》
《逃亡》的差异。作者认为,两者看待同一事实(即十月革命和内战)的视角不同,由此造成在主人公选择及塑造、情节模式以及“家”“暴风雪”意象等方面的处理完全不同。《米·布尔加科夫讽刺戏剧中的“骗子、小丑和傻瓜”》(2008)分析了布尔加科夫剧作中的“反面人物”,剧作家通过这些角色同苏维埃价值观展开对话。作者认为,在剧中“骗子”戏弄日常生活,把一切看成游戏。小丑介于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戴上了傻瓜面具的骗子。“傻瓜”的突出特征则是因愚蠢而偏执于教条。
周湘鲁在《米·布尔加科夫与马雅可夫斯基“科幻”题材剧作的时空体分析》中认为,布尔加科夫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室内”派剧作家的美学倾向一致,马雅可夫斯基则是“室外”派的代表。与马雅可夫斯基相比,布尔加科夫的未来时空体具有杂糅性,含有许多过去和现在的“杂质”,新旧共处因而经常发生冲突,借以表明剧作家对未来怀疑和讽刺的立场。此外,两人的作品中都曾出现过“时间机器”的母题。布尔加科夫的戏剧时间则常常体现为“向前即后退”。其戏剧的时间运动模式是“循环”的。“在戏剧结尾,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开头时的状态……在循环时间之上,还存在一个超越于历史时间之上的属于‘永恒的‘观测点。”[10]64
周湘鲁在《米·布尔加科夫戏剧中的梦幻与现实》(2011)中认为,布尔加科夫笔下的梦幻具有真实性,而现实具有“梦幻”特征,两者相辅相成,表达了剧作家对现实的嘲笑和讽刺。
朱建刚的《布尔加科夫的个性》(2008)不赞同余华等人的观点,认为将布尔加科夫看作是“一位孤独的文化英雄”是有失偏颇的。作者认为,布尔加科夫的悲剧性命运和苏联当局、和斯大林有关。布尔加科夫总是对领袖抱有过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