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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苏应该说,1882年在仁川的这次对峙,日本海军没能占到便宜,当时日本的军力并不像甲午战争前那样对中国具有足够优势,且大多数朝鲜官民对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仍然有着传统的依赖。
脚气病
日本有些战争狂人一直渴望与北洋水师决一死战,但驻扎在甲府和仁川港内的日军舰队却发生了流行病,以致很多官兵无法参加作战。日本《陆海军兵食论证》中记载:“金刚”号上三分之一的水兵病倒,作为主力的“扶桑”号装甲舰上伤病满船,导致该舰无法开赴仁川增援在那里的日本舰队。
这便是世界海军史上著名的“脚气病”。
这种脚气病并不是常见的“香港脚”皮肤病,而是一种因缺乏维生素B1引起的全身性疾病。患病者足踝、膝盖、大腿至全身有水肿及浆液渗出,严重者发生心脏疾病危及生命。日本德川幕府倒数第二代将军德川家茂夫妇都死于这种脚气病。1878年,日本海军中发生过脚气病,但并未引起重视。这一次则直接造成日本海军的瘫痪,迫使日方不得不放弃强硬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却全无这类问题。这种可怕的疾病为什么只对日本人感兴趣呢?事后日本海军军医部长高木兼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不合理的饮食结构造成了问题。事后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日本海军当时作为重点发展的兵种,待遇很好,许多普通士兵都能以精白米为食。然而,这种精白米却缺乏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B1。粮米中维生素B1绝大部分存在于麦麸、米麸之中,在加工精白米的过程中被当作垃圾抛弃了。1884年以后,日本海军下令部队改以普通麦饭为食物,脚气病才渐渐从日军中减少乃至消失了。
林泰曾和邓世昌
林泰曾和邓世昌是日军不得不面对中国海军中第一批接受近代海军教育、熟悉近代海军战术技术的优秀人才。
在平定壬午之变的过程中,有一个微妙的事实是,“超勇”、“扬威”两舰的出击极为迅捷,到达仁川的时间远比日军估计为早,令其措手不及,未能率先占领仁川港口而失去了主动。由于中方记录史事的方式偏重叙事而忽略技术描述,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证实北洋水师用什么方法打出了这个重要的时间差。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推测,林、邓两位舰长很可能采用了机舱强压通风技术,即给锅炉强行增压的方式,使两舰跑出了超出设计航速的高速,从而提前到达仁川抢占阵位,让善于计算的日军吃了亏。
在1894年的黄海大海战中,邓世昌很可能再次采用了这种技术,使设计航速低于对方的“致远”舰能够追杀日舰中最新、最快的“吉野”号。“致远”舰沉没时锅炉爆炸,机舱人员无一幸存,可说给这种推测加了一个可信的注脚。
“威远”舰
在平定壬午之变的军事行动中,北洋水师有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三艘赴仁川、定汉城的中国军舰都功不可没。在仁川与日军对峙的三艘舰只中,“威远”舰有一个独特的外号——“三枝香”,这是因为该舰有三根高大的桅杆。它和20日赶来增援的“澄庆”、“泰安”、“登瀛洲”都是中国自制的炮舰,确切地说,是两对福州船政自造的姊妹舰。其中,“泰安”和“登瀛洲”属于改进型伏波级木壳炮舰,排水量1258吨,装备换门架式火炮,“威远”和“澄庆”则是两艘较新式的铁胁木壳战舰。而日本的“金刚”、“比睿”两舰则是木制船体外面挂上铁甲。
“威远”舰是1881年从福州船政调拨北洋,作为练****舰使用的,有着宽大的船舱和出色的适航能力,能够执行运兵、侦察、外交、护航等多种使命。这使它的身影在中日三次朝鲜之争中十分活跃,贯穿始终。它的缺点只是火力稍逊。可能出于节约经费的原因,“威远”号下水后安装的主要火炮都是前膛炮,包括一门和日本“日进”舰相同的170毫米阿姆斯特朗前主炮和六门120毫米前膛副炮。而壬午兵变后北洋水师也认识到了“威远”舰火力不足,因此将其副炮全部换成了120毫米克虏伯后膛炮。
1882年的“威远”舰战斗力略胜“日进”,若与“金刚”、“比睿”交锋则较为勉强。在仁川真正令日军感到畏惧的,是池仲佑等从英国接来的那两艘曾经令李鸿章头痛万分的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它们划时代的技术进步,让庞大的日舰编队畏缩不前。
“超勇”和“扬威”
在云集仁川的中日战舰中,仅仅从外形上,也可以看出“超勇”和“扬威”的鹤立鸡群。无论是日本的“金刚”、“天城”,还是中国的“威远”,其外观都和大型帆舰十分相似。它们两舷的木质舷墙上开有一个一个炮门,甲板平坦,除了桅杆和细小的烟囱外几乎没有上层建筑,舰首为了防止上浪而高高翘起,很多舰只甚至装有中世纪战舰典型的牙樯。尽管安装了蒸汽机,它们高大的桅杆引人注目,上面经常挂满风帆。
“超勇”和“扬威”就完全不同了。它们的形象更接近于今天的战舰。它们维多利亚黑色涂装下的全钢铁舰身低矮而凶悍,上层建筑集中于舰体中部,有着高大的烟囱和巨大的通风筒,桅杆却非常简洁,主要用于悬挂旗号。首尾的两门25吨新型线膛炮足以击穿1882年日本任何一艘战舰的装甲。在一群仍然没有摆脱帆舰时代格局的中日舰艇中,1882年仲夏出现在仁川的这两艘战舰仿佛草食兽群中的两头肉食猛兽一般令人生畏。
“超勇”和“扬威”被称为“撞击巡洋舰”。它们主要的对手是当时各国流行的主力——装甲舰(Ironclad),比如当时的“扶桑”号。“金刚”、“比睿”也可以勉强列入这一级别。在设想中,“撞击巡洋舰”可以在远距离上击穿装甲舰的护甲,并能够迅速靠近对方,以撞击的方式摧毁对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伦道尔给自己的爱舰安装了强大的武器装备,并设计得十分低矮。
“超勇”和“扬威”装备了五件法宝来实现设计目标。第一件法宝可称作“隐身铠”。要攻击甚至撞击对方的装甲舰,肯定会遭到敌舰猛烈的拦阻炮火。两舰保护自己的关键手段是低矮的舰型,它们的外形简洁流畅,舰首舰尾几乎贴近水面。这种舰型使敌舰难以瞄准,也能够在海浪中尽可能隐蔽自己。同时,伦道尔还绞尽脑汁增强两舰的防护能力。为了保证轻捷灵敏,尽管“超勇”和“扬威”采用全金属舰体,但其装甲防护并不出色,钢板外壳厚20毫米(内部还有一层硬木护板),,这种厚度的防护只能说聊胜于无。为了增强防护能力,伦道尔将煤舱设置在军舰的侧舷和机舱上方,借助其中的装煤增强防护能力。这一设计后来被其他军舰所效仿,并在大东沟海战中被证实是有效的。第二件法宝是“钢铁心”。“超勇”和“扬威”二舰使用两座豪森公司(HowthornCo.)的平卧往复式蒸汽机,(实测“超勇”,“扬威”为2058千瓦),航速16节。与之相对比,素称机动性好的“威远”。日本海军的“金刚”算是当时动力出色的代表,,与“超勇”和“扬威”相比也只能甘拜下风。随着“超勇”和“扬威”的出现,各国新造舰只的功率也越来越大,机动性越来越强。
第三件法宝是暗藏在船首下方的“破船锥”。,用一个整形舰首包覆着,以增强其适航性。。1866年,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的舰队在亚的里亚海利萨岛附近发生海战,奥匈舰队指挥官特戈特霍夫指挥旗舰“马克西米利安”号猛扑意大利旗舰“意大利”号并将其当场撞沉。使撞击战术一时引起各国海军的重视。特戈特霍夫在利萨海战中的战绩对北洋水师影响深远,无论是大东沟海战中丁汝昌摆出的舰首对敌阵容,还是邓世昌试图“撞沉吉野”的决死冲击,都有着利萨海战的影子。
第四件法宝可叫“流星锤”,便是李鸿章反复强调两舰必须装备的鱼雷武器。应该说李鸿章要求1879年订造的“超勇”和“扬威”两舰各装备三具鱼雷发射管,并且英方在李中堂的雷霆之怒下还不得不按照招标时的夸口为其安装了舰载雷艇。但因为船体尺度的原因,把原设计的鱼雷艇换成了在艇体前部装设一根长杆水雷的“杆雷艇”。
第五件法宝“洞甲炮”才是“超勇”和“扬威”最令日军畏惧之处。两舰均在首尾各装有一门口径254毫米的26倍径阿姆斯特朗后膛重炮,。在1882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艘军舰能挡住它的火力。“超勇”和“扬威”的重炮能具有如此威力,不仅得益于其口径,而且因为其炮管内部拥有完善的螺旋膛线。
“登瀛洲”号炮舰上有一门奇怪的主炮。“登瀛洲”号1875年下水,可能出于对刚刚结束的日本侵台事件记忆犹新,船政大臣沈葆桢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该舰的主要武器是一门威斯窝斯70磅前膛六角炮。炮膛横截面居然是六角形的。上个世纪中叶,厦门的胡里山炮台曾出土过六角形炮弹,在炮弹上倾斜地切削出了六个棱面。且威斯窝斯火炮有实物保存至今,证明记载非虚。
粗看“超勇”号的线图,会认为它是一座采用船腰炮房布局的军舰,其舰体中部如同一个拉长的方饼干桶,而且也切去了四个角,和“扶桑”号一样形成了八角形的造型,“饼干桶”的四个角也各装了一门大炮。不过“超勇”和“扬威”在这里安装的仅仅是120毫米副炮,两门主炮则安装在舰体前后的两个大型旋转平台上,形成一座前主炮,一座后主炮的格局。这两门火炮可以利用水压动力旋转,指向任何一个方向,尤其是可以同时指向一舷侧射击,已经很象后世的无畏舰了。
由于观念和重量的双重问题,“超勇”和“扬威”的两门大炮没有设置可以随着大炮一起旋转的炮塔,却被放在了两座固定的炮房之中。伦道尔他在炮房的两侧设置了开放式的大型炮窗,平时用一块块镶嵌在炮房外侧的护板盖住,战斗开始后,大炮要朝哪个方向开炮,便把哪个方向的护板拉起来,炮管便可从此处伸出射击了。这使“超勇”和“扬威”的主炮炮房酷似今天披挂了反应装甲的坦克。
北洋水师在此时的西太平洋上,显然代表着先进技术,具备了果敢的战斗作风,才能够在第一次大规模出动中便圆满完成定汉城这样艰巨的任务。
不过,“定”了不代表一劳永逸。仅仅过了两年,一个叫金玉均的朝鲜重臣,又在半岛上引发了中日两国新的争端。15053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