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
[摘要]宋代田园诗描写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尤其重点表现了宋代农村种种生产劳动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来看,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不仅是文学与民俗这两种文化形态交叉互动的结果,更蕴涵着诗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在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中,宋代诗人流露出自觉的对民间文化的志录意识,隐含着对村野文化的肯定与欣赏。
[关键词]宋代田园诗民俗文化志录意识村野文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144-06
两宋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民俗也异彩纷呈,对文学创作的浸润匪浅,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在词学研究领域,已有学者从民俗学的观点和角度,重新审视宋词的价值。但对善于表现日常生活的宋诗而言,其与民俗的密切联系则更有待深入发掘。
一、宋代田园诗对生产劳动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的描写
与其他题材的诗歌创作有所不同,宋代田园诗所涉及的民俗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村野民间文化的典型呈现。具体而言,宋代农村的生产劳动民俗以及岁时节日民俗是其重点描写的两个方面。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农民形成一系列有特定内涵和意味的行为方式,这就是生产劳动民俗。宋代田园诗对这些民俗作了充分展现。首先来看各地田间劳作民俗,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其十一:“吉日初开种稻包,南山雷动雨连宵。今年不欠秧田水,新涨看看拍小桥。”[1] (P375) 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四记载:“布谷鸣时,农功兴作。……吴农于是择谷种……每亩以一斗,用蒲包之,绳缚之,陂塘浸之,或盖瓦盎盛之,昼浸夜收,凡数日,自五六日至七八日,名曰浸种。芽茁二三分,候天晴明,撒布田间,盖以稻秸灰。”[2] (P146) 范诗反映的正是苏州农村浸种以及选择吉日开蒲包的劳动民俗。黄大受《荆州人种秧击缶于田间以乐农者呜呼其尤有先王之世之遗意欤》:“鼓声响答缶声喧,歌笑声多日易昏。尚有乐农遗意在,要知此地近中原。”[3] (P36090) 则表现了宋代荆州农村种秧时击鼓、缶的民俗,《周礼?春官??a章》记曰:“凡国祈年于田祖,??豳雅,击土鼓,以乐田??。”荆州击鼓缶以愉悦劳动者、提高劳动积极性、协调劳动节奏的民俗,颇具上古遗风。陈藻《田家妇》:“莳秧郎婿晚归来,白面匀妆是乃妻。笑说福唐风俗恶,一田夫妇两身泥。”[3] (P31305) 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记载,福唐即福州福清县,曾于“天宝元年改为福唐县”。陈诗反映了福唐一带男女一起下田的民俗。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庭的劳动分工比较明确,一般是男耕女织各司其职,而福唐一带风俗独特,《福建通志》卷九福州条记载:“女率作同于男。”泉州条亦记载:
“妇女芒?指旱#?与男子杂作。”可见福唐一带女子常与男人共同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田夫妇两身泥”便是这种民俗的写照。在耕种过程中,自然界的阴晴旱涝至关重要,农民总是期盼风调雨顺,一些祈晴、谢雨的民俗应运而生。陆游《村社祷晴有应》:“丛祠牲酒走村村,赖是龙归为解纷。爽气收回骑月雨(自注俗谓二十四五间有雨,往往辄成霞潦,谓之骑月雨),快风散尽满天云。……”[4] (P3334) 诗歌表现了山阴农村的祈晴民俗,着意营造云收雨散后的喜悦氛围。毛《吴门田家十咏》:“西乡本是最高乡,今岁收成亦倍常。瓦鼓彩亭连日闹,谁家不谢白龙王。”[3] (P37487) 据《吴郡岁华纪丽》卷三“白龙生日”条记载:“吴之阳山多云雾雷电,在昔典午隆安中,有缪氏女产白龙。”[2] (P131) 因此白龙是当地司管雨水的神灵,“谁家不谢白龙王”的谢雨民俗正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占物候是古代农村一种习见的民俗。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劳动人民发现自然界在特定时日的气象以及物象与农业生产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据此来推断年成。明王鏊《姑苏志》卷十三“风俗”云:“农既专力,其用心自精,占测气候,详密多验。由元旦至于岁暮,凡风云?D雨之变,潦?路崆钢?兆,趋避弛张之宜,咸有口诀韵语,汇类极繁。”比如“元旦侵晨占风云(风自东南来则岁大稔,东风次之,东北又次之,西则歉;西北有红黄云则稔,白黑则歉。)……八月二十四日为稻稿,此日雨则虽得谷藁亦腐重,九晴则藁干。小雪日雪则谷贱。又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者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5] 这种占物候的民俗在宋代田园诗中屡有反映,例如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四:
“湔裙水满绿?O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诗末自注:“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1] (P375)该诗描写的即是吴地上巳日占蛙声的风俗。再如陆游《杜宇行》诗序云:“乡中以杜宇早鸣为蚕麦不登之候。”诗曰:“去年杜宇号阡陌,家家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