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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写作》实习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帮着编辑部搬家和校对稿件之外,我一共做过两次采访,采访对象分别是漫画家方成和北京电视台闻名节目主持人徐滔。而我认为最大的收获还应当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编辑部几位教师的谆谆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书本上不行能学到的东西,也真正明白了实践的意义。
《新闻与写作》有一个固定的采访栏目叫“名人谈充电”,采访对象都是国内闻名的新闻人,以对话形式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的充电状况。一开头分派给我的采访王志的任务就属于这个栏目,但由于期间遇到了一些阻碍,所以采访未能进展,我重新领到的任务是采访北京电视台闻名节目主持人、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徐滔,主题仍旧是谈充电,由我和另外一位实习生负责,带我们的教师是编辑王卫国教师。
对于这次采访,可谈的事情实在太多,我所得到的收获也许多,其中主要是从王卫国教师身上学到的谈话和采访的技巧,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对我一生都受用不尽。王教师大约五十多岁,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师从谢冕和严家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到《北京日报》工作,现任《新闻与写作》编辑,是该杂志水平最高的编辑之一。
为了做好这次采访,我和伙伴作了充分的预备,在网上搜集到了几乎全部关于徐滔的资料以及其他媒体采访她的稿件,通过预备我们把握了有关徐滔的根本状况。北京电视台有一个王牌节目叫《法治进展时》,这个节目通过录播破案现场深受北京老百姓,收视率特别高,徐滔就是这个节目的创办人兼主持。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件事情:XX年某夜,北京西站发生歹徒劫持人质大事,公安人员将其团团包围,为了爱护人质安全,局面始终僵持,后来犯罪分子提出要见媒体,于是公安人员找到了徐滔,结果徐滔凭借精彩的口才对歹徒绽开了心理制服战,经过九个小时的鏖战,她最终凭三寸不烂之舌协作公安人员将人质拯救,将犯罪分子制服。节目播出后徐滔一举成名,并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了解这些状况之后,我们开头列采访提纲。
我们先请教王教师,他告知我们,采访时脑中要始终有一个框架,即:为什么要充电?怎样充电?充电的结果怎样?这三个问题虽然简洁,但采访时肯定不能脱离这三个框架,否则就会离题千里。然而一开头,我们总也抓不住重点,不知道第一个问题应当从哪儿切入。采访提纲一次次地列,又一次次地被王教师批判,总也不能令人满足。当我们几乎江郎才尽的时候,他拿着提纲问我们:“徐滔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答复:“是XX年西客站拯救挟持人质大事。”“你们为什么不提这件事?”“我们看到几乎全部的媒体采访徐滔时都会提到这件事,假如我们再提的话就会很俗气,难以出新,所以有意将其避开”,王教师听到后,一摆手,对我们说:“这么想是不对的,徐滔之所以是徐滔,就是由于她这种独特的经受,而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XX年西客站拯救劫持人质大事,这是她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假如你们连这个都不提的话,怎么抓住徐滔的闪光点?也正由于这件事情最典型所以别人在采访她时都会提到。我们不管他们提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从充电的角度和这件事结合起来提问题,而这就是我们要出新的地方,也是可以和她拉进距离,引起她谈话欲望的地方。”一席话使我们茅塞顿开,于是经过短暂的思考,我们把第一个问题列为“徐滔您好,几乎每个记者采访您都会提到XX年北京西客站劫持人质案件中,您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谈判9个小时,并帮助警方胜利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那段经受。我们想知道,当时您为什么能如此精确地把握犯罪分子的心理呢,您学习过犯罪心理学吗?”,这个问题既抓住了徐滔的特点,又紧贴充电主题,得到了王教师的首肯。万事开头难,第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其他问题很快就列了出来。后来采访徐滔的时候,我记得她见到我们后说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这份提纲写得很棒,很专业”,后面整个采访也进展的很顺当,很开心。事后我想,能得到京城名记这样的评价,那当时反复列提纲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采访的胜利固然要归功于王教师的指导,他常常对我们说,他作采访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四个字“六经注我”,就是说在采访前对某一个问题首先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采访过程中只是引导着被采访者来解释自己已有的观点。我明白要做到这点需要具有精确而独到的洞察力,要有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力量,王教师无疑具有这样的力量,这是最令我佩服的地方,也是要从他身上学习的最大的无形财产。王教师曾经给我们介绍说,央视很多大牌记者,诸如白岩松、王小丫、撒贝宁、王志等都和他“熟悉”,可是他们却从来没见过面,全部的沟通都是在电话里进展的。在和这些人第一次通电话时,王教师往往能一语道破出他们主持节目的最大特点和缺乏,这往往会使他们有如遇知己之感,因此对王教师约的采访、派的记者很少拒绝,这也是我们这些实者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
采访完毕,回来就要整八月底的骄阳依旧似火,暑期的背影已经慢慢远去,当我转身回眸时,才发觉在那个刚刚逝去的夏日里仍旧留有自己的身影。想起在《新闻与写作》编辑部实习的日子,挤公交车、外出采访、校对稿件,这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细细梳理一下,才发觉原来自己成长了很多。
一、初出茅庐
很早就听说学校要求大二学生在暑假时要进展社会实践活动,但始终不大以为然,直到这一天真的降临时才发觉自己无从着手,似乎初学走路的婴孩儿,不知道应当先迈哪一只脚,彷徨了好一阵子,也迟疑了好一阵子,仍旧毫无头绪。于是,我想起了向教师求助,首先找到宋琳教师,他是社会知名诗人,也始终从事编辑工作,当我断断续续地说明自己的意思时,宋教师很爽快地同意了,让我等消息,自此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最终安静了下来。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着宋教师的最终答复,又是一段忐忑担心的时间,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最终,宋教师告知我,让我去联系《诗刊》杂志的某个编辑,到此时,我才真正看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光明,最终将社会这扇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条缝隙。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一条道路向我放开。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里看到《新闻与写作》杂志上有一则招收实习生的信息,顺手抄下电话号码,便战战兢兢地给对方打了电话,电话通了,让我两天之后去面试。我如期而至,面试并不简单,我的心里却很紧急,说是面试其实也就是和主编谈天,在谈天中会看出一个人的根本素养,幸而编辑部的人都很随和,面试很顺当。但是在这之前有两段小插曲令我至今记忆深刻,面试的时候,《新闻与写作》编辑部还没有搬到东单的新闻大厦,办公地点仍旧在和平西街那个很幽深的巷子里,由于事先没有查清晰行车路线,所以在去的路上不断地给对方打电话询问地址,就这样,原本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地方,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当编辑部主编指出这个问题时,羞的我满脸通红,初入社会便表现出如此的状态,至今想来仍旧觉得惭愧;另外一件事情是,由于出门匆忙,竟遗忘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等证件,这个疏忽可是致命的,不过幸亏我带着一些盖有学校印章的获奖证书,才不至于不能证明身份。后来主编对我说,对于这件事情,假如他们再严格一点儿的话,那我就不行能留下实习了。这次的面试经受暴露了我的很多缺点,也得到了一些教训,不过对于日后真正找工作来说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我心存感谢。
从实习单位回来后,我就去中文系主任办公室找了孟登迎教师,由于编辑部交给我一个采访任务:采访中心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对于这个采访任务我诚惶诚恐,由于与名人尤其是名嘴面对面沟通,对于我来说尚属首次,所以想请孟教师赐予指导,和孟教师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他从宏观的文化层面教授我了如何把握住采访重点,一席谈话令我收获甚丰。
《新闻与写作》是隶属于京报集团的党办新闻理论杂志,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正是这样一份杂志却能给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采访央视名嘴的时机,一开头我是很惊异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们这些实习生,由于在这之前,其他实习生先后采访过白岩松和撒贝宁。但是后来我想,最主要的缘由是该编辑部实行鼓励实习生的机制,他们信任大学生的力量,敢于放手把一些重要任务交给学生去做;对于我的话,可能是由于自己在学校院报做记者和编辑、在中文系葵社主办《新声》社刊的经受以及一些校内文学竞赛的获奖证书起了作用。
聊完了采访的事情,孟教师说可以推举我去《青年文摘》实习一段时间,听到这个信息我是特别快乐的,由于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许多都是捧着《青年文摘》长大的,这本杂志在全国特别出名,销售量也很大,假如能去那儿实习的话,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情,所以当时毫不迟疑便同意了。
就这样,在两周之前还一筹莫展的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三个实习时机,然而,鱼和熊掌不行兼得,现在我又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就社会知名度和刊物发行量来说,《诗刊》和《青年文摘》远远高于《新闻与写作》,而且我是学中文的,平常也喜爱阅读和创作一些诗歌,所以无论选择《诗刊》还是《青年文摘》都是理所固然的事情,但我最终却忍痛割爱,选择了《新闻与写作》,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有缘由的:第一,这个单位完全是我自己联系的,自己种的果子吃起来永久都是最甜的,由于这个过程凝聚了自己的辛苦和付出,所以不忍将其舍弃;其次,《新闻与写作》编辑部的教师对我特别信任,能给我供应特别大的发挥空间,而这一点在其他单位是很难遇到的;第三,我想社会实践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接触社会、深入社会,而做新闻无疑是最便捷、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我最初也就是抱着能够接触社会的想法去进展社会实践的;第四,虽然我是学中文的,但是在院报的工作经受使我对新闻产生了感情和兴趣。在这些想法的根底上,我选择《新闻与写作》。
二、良师益友
在《新理采访录音,整理过录音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特别苦痛的过程,耗时耗力,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一万五千字的内容,至少要在电脑前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假如说这项工作是体力劳动的话,那么接下来整理初稿的工作就是要考验脑力的时候了,一万五千字的内容经过选择、提炼,要整理出三千五百字的初稿,在这个过程中必需规律清楚,语言简明,这对于一个人的规律思维力量、提取问题力量、总结归纳力量还有语言文字力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逼着你做出尽善尽美的文章。经过这样一通程序下来后,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会倍感亲切,而当看到自己付出的劳动最终变成铅字时候,兴奋地看了又看。
编辑部还有一位负责采写工作的编辑叫刘建新,她是一位马上退休的老编辑了,在实习期间我也有幸跟着她参加采访了闻名漫画家方成。按王教师的说法,刘建新教师的采访方式也可以用四个概括,叫做“我注六经”,她为人和气、循循善诱,往往第一个问题就能给人以亲切感,拉近与被采访者的距离,然后不断通过自己的提问,使被采访者说出更多想说的话,这在采访方成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和王教师的“六经注我”一样,这是两种不同的采访方式。而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接触并学习到这两种风格迥异,但效果一样的采访方式,着实受益匪浅。
主编郭洪新特别擅长发觉每个人的优点,做到人尽其职、物尽其用,并且特别具有创新意识,他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一些栏目,包括实习生,使每个人的特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比方,由于我平常写一些诗歌,所以他让我治理网站上的“传媒人诗苑”栏目,并且安排我为该编辑部写刊歌的歌词。这些都为我供应了特别大的发挥空间和学习空间,而他的这种治理理念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思索的。
总之,在这一个多月的实习过程中能结交这些良师益友是我最大的收获,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使我对这个世界布满了感恩的心,就像王卫国教师说的:“由于我们的孩子和你们年龄差不多,我们盼望他们单位的教师能够对他们好一点儿,反过来,我们就想要对你们好一点儿”。
三、满载而归
一个多月的社会实践,时间不长,却收获颇丰,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杂志相对报纸虽说比拟悠闲,但却可以在一个题目上不断打磨,可以做得很精,将一块璞玉磨成精致的玉器,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手艺也在不断提高。固然,除了技术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自身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熟悉。
。以前常听人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回到学校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知道怎样去学习了,也有了学得有一次和王卫国教师谈天,谈到了理论学习的问题,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参与工作后,当一个人的工作水平到达了一个很难突破的阶段时,起打算因素的往往是他的理论功底。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如何在大学生活剩下不到两年的有限时间里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我却是比拟迷茫的,因此我向孟登迎教师请教,他告知我说,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并不肯定要看多少理论方面的书,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很简单找书来读,但肯定要读经典,比方多读一些文学名著,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试着对其进展阐释,自然就会涉及到各种理论,这样简单切入,也简单深入下去;至于要真正提高理论水准,上好美学课和哲学课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四周的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可供省察的大事,只要我们多观看生活,并对此进展有益的思索,自觉运用学过的理论去解释它,那么理论思维会很快得到提高。在教师的帮忙下,我现在也更多的读一些经典书籍,包括中华古籍、中外名著以及文艺、哲学理论方面的书,盼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尽最大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以前教师上课的时候苦口婆心对我们说的,要珍惜大学时间多读书、读好书之类的话,回想起来突然发觉这真的是至理名言。固然,学习并不只是要学习理论,也不仅仅是在学校里才学习,走出校门后更需要学习;不仅仅学习书本上的学问,也要学习社会这本大书,提高自身修养,高标准、严要求,把自己塑造成能够适应社会的具有综合素养的人才。
。大学四年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熟悉自己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才可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他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信任自己,但既不能把自己想得过高,也不能低估自己的实力,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囿于校园,要适当地走出去,走到社会这个大网络中查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点。固然,我们不行能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最起码我们试过,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以后就不会觉得生疏。此外,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必需得批判地对待这个世界,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和校园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应把它想得那么完满,也不应想得过分恶劣,要学会公正地对待它,以我们自己的一颗寻常心来体悟社会,体悟生活,为最终走向社会作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上的预备。
,学会珍惜生活。实习单位的地点在东单,从学校到东单要转乘一次公交车,至少要一个小时才可以到,当时是最酷热的7、8月份,而且乘车时间往往是在上下班顶峰期,所以挤公交车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有了这样的经受便多少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更懂得去珍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