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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汝纶是清代闻名的桐城派古文大师、教育家,是由封建学问分子逐步觉醒而进步转化为近代学问分子的,本文主要分析了其转变过程,并对其教育思想特征简洁评价。 [关键词]吴汝纶教育思想中学西学
吴汝纶(1840—1903)乃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师、近代教育家。但他颇受争议:“卅年前,先生即以新学诏天下,学者蔽所未见,……讫今日新说大行,后进小生则又以先生保守文学为迂谬。”[4](P1151)严复则评:“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惟吴汝纶一人而已。评价不一,笔者据文献资料做出分析:
一、传统教育,植根中学
1840年吴汝纶生于安徽桐城,鸦片战斗导致当时中国系列的动乱与危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求自强,然此说难开风气,桐城更是闭塞。
吴汝纶父亲以经术选为贡生,后因德行举贤良方正,在家开馆授业并寄盼望于子嗣。因此吴汝纶奠定了深厚的中学功底,并自幼矢志于科举。另外,其家乡桐城多古文大师,吴汝纶自幼读姚氏之书,并成就了他的文名,一生对古文情有独钟。
虽是近代,但桐城闭塞,桐城人以“穷不丢书”为家训,深厚的学术气氛与传统家庭教育铸就其中学素养。吴汝纶本人也从正统教育中受益,科举每考必中,1865年会试中进士,授官内阁中书,同年进入曾国藩府做幕僚。
二、洋务运动,接触西学
1865年入曾府乃吴汝纶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作为曾府以及后来李鸿章府的幕僚,吴汝纶必定要了解“洋务”。
故吴汝纶开头接触西学并倍受影响,他开头广结外国友人与西学大师,广览报刊与西学著作,对西学的态度由鄙视转为尝试了解。
1870年的《送曾袭侯入觐序》是吴汝纶思想转变的标志,他第一次集中论述了西学。吴汝纶虽然已经熟悉到“制度因革,不必悉于经典,至若格于时势,虽法出于古圣,必需变通”,[1](P20)并称赞封建士大夫“以为中国至尊,外国至卑,彼安有善哉!”。[1](P25)但他认为西学“为学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其为治无所谓德厚也,富强而已。”[1](P25)说明他还没有涉猎西方政治学、经史等,对西学的熟悉仅停留在“西艺”层面,这和洋务派关注的重点是近代化工程设施和外交有关。
另外,此时吴汝纶仍有妄自尊大的封建思想。比方他反对曾国藩等“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久之利”,认为“一准开挖,则利权归彼,我复所何利耶”。[4](P369)另外,吴汝纶还反对谴使外国,认为西学“即往来文牍已可略知,不必身历其地也,若果遣使,难得其人,甚或辱命辱国,为害多矣”。[4](P369)这说明,吴汝纶已经开头睁眼看世界,但是尚未进展到“师夷”的地步,只是站在通向西学的门槛上。
三、维新运动,深入西学
甲午战斗惨败使吴汝纶深刻地熟悉到中国文化的落后并真正接纳西学。他意识到中国“尽愚士、愚卿大夫”,并订正了旧学可以独善其身的说法:“吾国周孔遗业几成绝响,一二腐朽书生龂龂抱残守缺,于身世何所裨益。”[3](P153)遂更广览西学,并公开赞扬西学深邃微窈。
对《天演论》一书的态度可以作为他倾倒于西学、倾向维新的标志。他以为此书“虽刘备得荆州缺乏为喻,必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3](P144)1897年为《天演论》作序,预言赫胥黎的理论会产生“初凿鸿蒙”的作用,成为振兴中国的思想武器。吴汝纶还删繁就简印行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在学问分子中宣传维新思想。
伴随对中学的批判和对西学熟悉的深化,吴汝纶开头积极地提倡新式教育。他认为外国教育专以“富智为事”,“兵战”、“商战”非强国御辱的根本大计,救时之法“必以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1899年他领先在莲池书院开办英文班和日文班,学****日文、英文、欧美历史、政治宪法等。当时书院学****英文的极少,正如吴汝纶所说:“亦恐止莲池一处也。”[3](P255)
同时吴汝纶锋利的批判科举是贫民、愚民的教育:“无所谓富民之道也,能不害其生斯贤矣;无所谓智民之道也,能成就之使取科第于有司斯矣。”[1](P145)并主见变通书院、创办学堂是当今切务。维新期间康有为、冯桂芬等提出变通科举,吴汝纶却明确提出废除科举:“非废科举”、“径废科举,转由学堂造士”。其子“欲试科举”,却毅然不许,思想激进可见一斑。
吴汝纶支持维新运动,也主见振兴民权,成认康梁有启沃之功,但对古文仍一往情深:“此后必应改****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3](P231)即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并对梁启超等提倡大加指责,表示“深痛世人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为废弃中学之渐”,[4](P1134)并力倡“醇厚”的桐城文体与新文体抗衡。说明吴汝纶思想转变还不很彻底,这与他早期所受教育亲密相关。
四、游历日本,眼界大开
1902年以前吴汝纶对西学态度的转变是由于主观爱国心切的话,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则促成了吴汝纶思想上质的飞跃。
1902年吴汝纶赴日考察学制的四个月中,参观各种学校四十余所,访问造船、印刷、法院、交通等机构,参加学术沟通和应酬活动,抓住每一个和日本学者沟通的时机。他还屡次求教宪政体,“倘举贵国维新政制之益于吾国者悉以见告,俾得奉为师法。”[3](P405)并索书欲知日本明治初年的运做,政治态度较前期更倾向于维新派。
吴汝纶认为东游之行“胜阅报纸、译书者百倍”。并反思自己的旧思想:“鄙论尝谓六经、四史不行废。近日议兴学者,亦绝不议及四史,盖所谓史学者,记事迹而已,仆私心病之。今闻花板少佐此论,吾又爽然自失,恐吾所勤谋改革者,适得德川幕府时之旧迹也。”[4](P699)
吴汝纶访日期间,发觉日本普及义务教育重要前提是语言统一、言文全都,“以五十音施之初等教育”,为实现人人能读书识字抱负,他准时修正了自己访日前反对用“俚言俗说”教学的观点,致信张百熙推广“省笔字”(拼音字母),“一国之民,不行使语言参差不通。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行不仿办。”[3](P436)成为第一位正式向最高当局建议推广拼音字母、一般话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