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全球化风险”与中国的长期应对
[摘要]“全球化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的集中表征。与其他风险相比,它的“内禀”性、“人为”性和不可确定性显得更加突兀,甚至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并进一步导致了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由于中国正处在发展模式转变和社会规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风险易于产生叠加效应,使风险治理的能力匮乏问题变得相当尖锐。因此,既要提高国家通过制度协调分配风险责任的治理能力,还要提高社会乃至每个社会行为者的治理能力,特别是扩大社会投资,推行大规模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应变能力,以增强中国实践科学发展的人力资本。这也是借鉴国际经验,标本兼治,动员各种力量积极应对风险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全球化风险长期应对能力建设社会投资
[作者简介]肖巍(1954―),男,江苏省镇江市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11-06
自“风险社会”理论引入中国以来,由于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随即受到广泛关注和议论,且注意力都集中在针对各种风险的应急措施上,包括如何预警、处置和善后等等。然而在笔者看来,酝酿世界风险社会的“全球化风险”,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无可避免,其基本国情还决定了风险结构的特殊性和治理能力的紧张。应对“全球化风险”,必须从长计议,治标更要治本;在强化国家责任的同时,大力改变社会投资不足的状况,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应变能力,以有效分担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全球化风险”的“危”与“机”
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其“内禀”性,是“人为”制造或被(社会)“建构”出来的风险;它甚至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被称为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sed irresponsibmty)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类似的“全球化风险”就不仅仅是技术性风险,也是制度性风险,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个概念是与对“现代性”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与早先的危险不同,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导致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它们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在风险社会中,各种风险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使人们无从选择或拒绝,“它产生于不考虑其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全球化”使整个世界都被卷入同一个进程中,各国在这些风险面前无可逃遁。人们为此采取了一些决策与行动,但这些决策和行动又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我们越想拓殖未来,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事情。”现代风险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悖论的结构性风险。
人是风险的主要生产者,从“非典”(SARS)到各种病毒再到气候变化,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扩展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全球化条件下局部风险迅速传递放大的表征,或者说是“全球化风险”的一个写照。“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现代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就是专家也难以作出判断与预测,或者即便有预测也是模棱两可的,这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专家的“系统信任”;而知识和制度权威的被削弱,无疑又增加了风险治理的难度――“这是因为:第一,在不同的人和受影响的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就风险产生的知识冲突是专家的事。第二,专家仅仅能够或多或少地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一些不确定的事实信息,但是,永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哪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种是不能接受的。第三,如果政治家采纳科学家的建议,他们就陷入错误、僵化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之中。”。金融系统非常复杂,普通人难以知晓其中细节,专家称一切皆在掌控之中,不需要担心。“这些专家给出一切风险皆在掌控之中的说法本身就是产生风险的部分原因。因为这使人们相信风险可以解决,从而放松了警惕,这样实质上就放大了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的酝酿与发作,在很大程度上正好印证了这种风险的“人为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
由于风险是“嵌入”(embed)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活跃的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以及各国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加深,进一步加强了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而且在风险传播中,还会产生新的风险。所谓“
(全球)风险治理”(risk governance)问题就这样提上了议事日程,包括如何为每个行为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如何建立风险分担与责任机制,如何提供有效的激励等等。而这种“治理”本身也蕴涵着风险,它在克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同时,还会产生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