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兴国宾馆
不得不承认,坐落在原上海法租界的兴国宾馆于我个人而言有特殊意义,由于家庭缘故,兴国宾馆自我很小时候起就已经注定成为我成长历程的一部分。开心的时候,我会请爸爸妈妈在宾馆地下一层的泰芬吧吃冰激凌,不开心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躲进三楼的健身房,把所有烦心事尽可能留在兴国宾馆的spa浴池里。
对大多数上海人而言,兴国宾馆即便在今日依然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地方。这份神秘不单单是因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他的最後一任妻子江青曾于兴国宾馆一号楼居住,而今兴国宾馆的八号楼亦是上海市领导人会晤重要外宾的最高规格接待场所之一。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如今被高楼大厦包围的犹如钢筋水泥森林的上海市中心,居然还能找到一整片超过七万平方米的花园别墅群,也难怪兴国宾馆自上世纪90年代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之前长期作为国宾馆功能,仅为政府内部服务)是许多上海新娘的结婚梦想地。
和许多上海具有历史意义的宾馆、饭店一样,兴国宾馆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宾馆用途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兴国宾馆之所以能有今时今日的独特地位其实是“受益于”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始于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也无法独善其身。
据历史资料,仅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就倒闭425家,失业队伍日长夜大,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也给一些有远见的资本家找到了低价购地的良机,而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也恰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
当时建造兴国一号楼的是英商太古洋行(Swire)的“大班”,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跨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1866年12月,即清朝同治五年,英国人斯维尔(William Swire)和巴特费(. Butterfield)在上海开办Butterfield Swire Co,中文名译作太古洋行。太古洋行和当时的英国政府关系密切,其实质是中英鸦片战争後,受英国政府支持在华设立的一个对华贸易机构。
得益于鸦片战争後中英政府之间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口岸开放条约,太古洋行所属的太古轮船公司很快成为英国势力在旧中国最大的航运托拉斯,太古洋行为极速发展海运业务,又设立中国航业公司,本部设于伦敦,在上海、香港都设有分部,隶属太古洋行集团,擅长经营中国沿海、长江以及中国在海外的航线。
当年太古旗下船只总数及吨位均占外国轮船公司在华首位,当时和太古在中国能够抗衡的贸易和货运公司唯独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一家,新中国成立後,太古和怡和两家大行都将总部迁往香港,太古之後在香港除发展航运主业外,还适时加大房地产开发,跻身香港主流地产商之列。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太古在中国的业务日趋多元化,也使得公司能够堤外损失堤内补,即便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集团财力依然雄厚,这才使得一直对上海房地产市场雄心勃勃的太古经理们下决心在市中心大兴土木,在上海建立一个奢华总部大楼,也就是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
兴国一号楼建筑平面规整,均匀对称,正屋朝南,北向入口。东侧有单层附房与主楼相接。宅前有露台及大草坪。建筑外观为英国帕拉第奥式,浅绿色铜质四坡屋面,外?面以白灰粉刷,整个建筑呈横三段纵三段的古典构图。
一号楼的南面为双层柱廊,底层多立克双壁柱,柱间为落地大玻璃窗,这一设计风格主要受欧洲近代建筑中注意室内外空间联系的影响。一号楼的二层为爱奥尼克双柱,後面为凹进式阳台,背面入口处的雨篷轮廓近似立方体,以粗壮方形柱墩转角,每面柱墩间各立一对多立克柱。一号楼入口上方屋顶起山花,中间有一椭圆型窗,周围花饰细腻纤巧,属典型巴洛克时代设计风格,对一号楼建筑整体的立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号楼建筑内部空间简单实用,清晰明了,井井有条,底层左右为起居室和餐厅,楼层均为卧室,坡顶下的三层为储物室。一号楼室内装饰和室外装饰风格统一,内?面以白色粉刷为主,装饰重点集中在柱子、天花、壁炉及门窗贴脸板等处,整个室内装饰效果朴素、庄重、典雅,而壁炉和天花吊灯等处植物雕饰图案又使其透出一丝轻松、活泼、温馨的生活气息。除局部外,整个建筑从室内到室外没有任何多馀的繁琐装饰,未用任何贵重装饰材料,连石材也用得少到极限。
一号楼落成後,曾长期作为太古洋行总部办公楼使用,出入太古洋行总部的亦都非富即贵,门前的大草坪也是当年上海滩上流社会豪华派对的首选场地,如今事过境迁,但一号楼依然保持其百分百原貌,而门前大草坪上的香樟树也越长越高、越长越大,曾有考察此处的植物学家断言,兴国宾馆一号楼门前的这棵香樟树如今已是全亚洲最大香樟树。
太古洋行在”一号楼“总部落成後不久,又兴建”二号楼”、“三号楼”等作为员工住所,特别供当时的太古高级职员及其家属居住,由此也不难看出太古洋行管理层在中国大举扩张时爱才心切的经商之道。与此同时,其他包括德士古石油洋行(Texaco)在内的英美大资本家、大企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