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改革选举制度的思考
在源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尚不可能成为各国政治实际的现实条件下,代议制仍是实现法治和民主的最基本形式。因此,选举的对象一般为代议制机关的代表及特定国家公务员。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选举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确定了:一、法治国家中公民(享有参与国家政治和表达自己意愿)的基本政治权利;二、行使国家公权的合法性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讲,选举制度是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制度,其设计目的在于保障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实现,以及对国家公权的限制。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都申明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就意味着治国之权必须具有依法获取、依法行使、依法监督和修正的“合法性”,同时也就要求必须具有相应的选举制度。共和国的选举制度可以追溯到苏维埃时期的民主尝试,建国以后,1953年制定了第一部选举法,改革开放后又与时俱进地作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改。应当说,现行的选举制度至少在文本意义上已具备了基本的要件,并且与其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样,有着发展和完善的空间。遗憾的是,从实践上看,我国的选举制度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在立法的目标定位上,具有某种意义的不确定性,有意无意地留下一些空白与模糊,无论是代议机关(人大)代表的选举还是国家政权机构有关公职人员的选举,从候选人的提名和酝酿、正式候选人的确定等等,有关法律都充满了组织、管理的色彩,给权力机构的操控留下了相当的空间,打上了的“权力”的烙印;其二,在技术层面上,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范和程序,例如缺少选举违法的处理程序、计票的刚性程序以及选举信息公开制度等等,特别是候选人的“酝酿”过程,由于法律的不完备,导致了暗箱操作的可能并往往把选举变成了人事安排活动。上述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形式意义大于它的保障与制约意义,人大的“橡皮图章”说也就不足为怪了。要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加速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必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使之真正成为民主与法治的基石。本文的建议是,根据我国的政治现实及现阶段内的体制发展空间,尽快修订“选举法”或制定“选举法实施细则”,通过较完备的程序和规范,体现出其立法目标的“保障与制约”精神并在技术层面上予以保证。当然,在宪政启动初期有关的制度设计上,必须考虑一个结合点,既使选举不脱离执政党主导的轨道,又能基本发挥它的民主功能。作者一向认为,在现体制的空间内实现“转轨”,可行的途径是实行“党政合一”,执政党推荐的党员通过选举而成为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委员)的构成多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人大常委委员的专职化、“议员化”。这样,一方面坚持了
“党的领导”,一方面可培育执政党的现代治理意识和在“议会制”框架内活动的习惯;同时,一个党员(人大)代表主体和党员“议员”主体的存在,将会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以及权力制衡作用。这也是在当前推动执政党实现法治意义上的“执政党意识”转换的阶段性要求。下面,主要从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公务员的选举、选举技术层面的改革和完善等方面,阐述一些具体的建议。。代议机关代表的选举根据选举法规定,我国代议机关(人大)代表候选人分别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或者法定人数的选民联名推荐。但在实践中,推荐往往忽略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意愿,将之视同为组织安排;选民联名推荐甚而当选的非常少见。这是因为缺乏竞选程序、基本由权力机构操控的“酝酿”过程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