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一部分
佛教翻译
一、佛教译场的发展
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桓帝灵帝
时代,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出数十部经典,自此直到清末,亘续
一千七百多年,不断地有许多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从译场组织的发
展来划分,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西晋( 公元
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东晋隋(公元
第三阶段,极盛时期:唐北宋(公元
第四阶段,衰微时期:南宋清( 公元
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从后汉到鸠摩罗什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
古译时期;从罗什起到玄奘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旧译时
期;从玄奘起到北宋末,是一个阶段新译时期。在这三个阶段
中,每时期有每时期不同的译语译文译风与译品。现在配合着译经
史的划期,把译场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民国以来,虽然
有一些从藏文、巴利文、梵文和其他各国文字翻译的佛教著作;但
是在规模上翻译上,都很难与过去相提并论,此处便不再涉及了。
( 一)草创时期
佛教经典的传来,最初大部分是东来的天竺僧人或西域僧人
用口诵出梵文或胡语,然后再行翻译。这一方面是由于天竺的习惯
注重口授,师弟辗转相传“,不听载文”;一方面也是由于书写的困
难。所以东晋法显到北天竺诸国求戒律还是‘师师口传,无本可
写’;在中印度则是自行缮写梵本赍归。北凉沮渠京声往西域,也是
口诵梵本东归。这种口诵出来的梵文,有两种翻译的方式:一种是
先把梵文记录下来,再译为汉文;一种是口诵出来后,就由传言的
人译为汉文。在早期虽有根据天竺僧人携来的梵本翻译的,但那并
不是主要的形式。
这个时期是私人翻译的阶段,天竺僧人或西域僧人到中国来,
遇到了有人请他译经,他便可以从事翻译。所以随地可译,并不问
条件如何,人选如何;因此直接参与译事的是有数的几个人,在组
织上是很不完备的。如:
《道行般若经》:天竺菩萨竺朔佛,口授;月支菩萨支谶,传
言译语;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侍者;孙和、周提立,劝助者。
(后汉灵帝)光和二年( )十月十八日译。
《中本起经》:昙果于迦毗罗卫国得梵本,来至雒阳,建安
十二年翻。康孟详,度语。
《首楞严经》:月支优婆塞支施,手执胡本;归慈王世子
帛延,译者;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笔受。
《正法华经》: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本口宣出;
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
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西晋)太
康七年( 八月十日译,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
士帛元信,共参校。
这里面仅有口授或执胡本的译主,传言译者(或名度语),笔受
(道行般若经中的侍者张少安就是笔受者),参校四种人员,是实际
工作者。劝助者则是出钱来供给和照料译事的人,是事务人员。
后汉三国期间口授梵文或手执梵本的译主,大都不通汉语,需
要靠传言的人作通译,才能把梵文译成汉文。但是这个桥梁随时可
以发生问题,如吴竺将炎译《法句经》,他“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
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
失,多不出者。”这恐怕是早期翻译者一般的现象。如果传言的人在
了解上不能体会译主的意思,自然无从传达出译主的精神。同时笔
受的人不是失之直译,便是失之意译,同样不能把译品用确切的辞
句表达出来。到了西晋,有的译主,如法护之流,可以说汉话,上面
的困难便减少了许多。这是译学上的一大进步,为后来的翻译事业
奠定了基础。
( 二)发展时期
从东晋到隋,在译场的组织上,逐渐脱离了私人的、少数人的、
小规模的翻译;而走上国家主持的、多数人的、大规模的翻译。在草
创时期一个半世纪孕育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译主、译
传和笔受人的语文了解上都提高了,打破了过去只通一方面语文
梵文或汉文的阻碍,能够互相融会起来。译文也更加精炼
华美,在当时骈俪风行的文体中,别树一帜,而自成风格。在由私人
译场转变到国家译场的过渡中,可以用道安和鸠摩罗什作代表,来
看译场演进的轨迹。
道安在长安,极力奖励译事,苻坚的秘书郎赵整,对译经也极
为维护,东来的梵僧在他们主持下译出很多重要的经论:
《十诵比丘戒本》:外国道人昙摩持,口诵出;凉州沙门佛
念,写梵文;道贤,译传;慧常,笔受。
《鼻奈耶律》宾耶舍,诵出;鸠摩罗佛提,梵书;佛念,译
传;昙景,笔受。
《鞞婆沙论》宾沙门僧伽跋澄,口授;昙无难提,笔受为
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秦言;赵整,正义;道安,对
校。
《阿毗昙八犍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