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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王丽娜
学号:2009110368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学术方法论
教师:杨栋教授
所在年级:2009级硕士研究生
专业及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2010年3月9日
由《万历十五年》引发的学术方法之思
《万历十五年》是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又名《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在此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再次阐述了其“大历史观”和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为史学研究以及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视野。
《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先生摄取了明代王朝中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即1587年,并以这个年份为切片,勾勒出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解剖了晚明帝国衰落之由。书中以几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主要人物串联构成: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郑贵妃、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几个代表人物为基点,从其命运的变化来研究中国整个文官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个人、朝代、历史的命运和走向。书中虽阐释的是大历史观,但其着眼点在小处,通过其中的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仔细研究、追根溯源、相互联系。并把它放入整个明朝历史,乃至推后到其他各朝的角度去看,在一个大跨度的历史时间内去研究一个事件一个人物,避免了以短衡长,从而更高的角度和更广泛的视野去研究,对事件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和理解,从而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得出对历史的一个正确的评价。如其自己所说“历史的规律有时在短的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M].
“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M].
同时,《万历十五年》的研究不仅着眼于明代历史,其要追求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他把中国社会与整个世界历史联系起来,从地理、经济、制度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中国当时社会得出更全面的评价。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践行他的大世界观,其研究虽然属于显学,但着眼点却在实处、小处。纵观整部书,其叙事是极其细致的,类似于历史,但结论却看远不顾近。本书列举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几位人物,如果说前四位代表了行政,戚继光则代表了军事,李贽则代表了思想,而其活动又是相互联系、纠结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明朝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依“大历史”的角度观之,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大历史过渡时期的过客,充满了悲剧色彩。他们的活动、改革同时同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相挂钩,因此叙及这几个人实际上也就笼罩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各方面,及明代的社会结构。以上几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做了反抗,但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则不能不推及明代建国以来日益稳定的文官制度,他们要求均衡、保持原始的状态,然而这又与儒家思想相联系,因此有不得不论及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极其影响。由此推及中国整个社会文化传统。同时把中国与世界的情况进行比较。这样就从单一的小视角变为国际的大视角,所谓的大历史大历史观也就是国际历史观。
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是一个作家研究、一个流派研究、及一个时代的研究,都应该有这种宏观的眼光,但同时应从每个细节着手,使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才可以得出具有科学真实性并清晰的结论。《万历十五年》完美的实现了这一结合,它以一个点为基点,并追求前因后果的放射出去,得出的结论也就不那么单一。《万历十五年》系以一年,看似属微观历史,然而作者把万历朝的精英人物、典章制度、朝廷政治的操作与思想文化现象融会贯通,以抒发个人见解,彰显其大历史观点,意在宏观。如万历与张居正、海瑞等的关系,万历不上朝罢工而帝国照样运转原因在于一套中国特有的文官制度,而海瑞的评价也就只有清官那么单一。从这种长深宽远的眼光来看历史看现实,将出人意料地发现另一种历史的存在,体谅到历史进程中的局限与无奈,进而对历史树立起理解和同情。
学术研究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但宏观研究,不能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厚此薄彼,应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宏观须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应以宏观为指导;宏观离开微观,即成无本之木;微观离开宏观,难免坐井观天。学术是以求取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宏观的问题依据微观问题的解答,因此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来认识其中的客观成分,这就需要从微观、从具体的事做起,并以微观的事件为基点去扩展、去追本溯源,从而得到既具有科学依据又全面清晰的认识。
正如《万历十五年》中似乎是微观叙事,详细的叙述了几个代表性的事件,将分析的工作寓于每个事件的叙述之中,又把对于万历朝的精英人物、典章制度、朝廷政治的操作与思想文化现象融会贯通,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段内去研究,从而看清这个时代的文化结构、得到对这段历史的新颖的看法,而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应更具有真实性、更符合史实。这就很好的结合了宏观与微观研究的方法。
《万历十五年》还提倡从技术的角度去研究历史,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所谓的技术角度就是抛弃了传统的以道德的角度观察历史,而以以现代化的标准,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去考察历史。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数目字管理”,因而“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也就是看一个国家能否进行数目字管理,而数目字管理正是按照商业原则进行组织的国家管理状态。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形的、确定的、技术上可操作的、能够量化管理的方式来整和整个国家,而传统中国以无形的软约束,不凭借技术手段的、不能量化的道德来整和国家与社会。而从技术的角度观察历史、对历史的评价就不局限于传统的泛道德化,而是把人物事件纳入一个客观的社会框架中,并以财政史作为其治学的灵魂。他通过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分析客观的对这段历史及人物的评价,给历史一个更为真实的判断。他把中国晚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制及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M].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人都是不自由的,他们社会的产物,他们的任何反抗都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因此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就没有那么单一,不知是忠尖那么简单,从他的身上反映的是社会的潮流。
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文学研究中,对一个诗人、一部作品的评价,都不能因个人喜好而妄加判断。不仅要有情感的融入,还要客观的分析,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作品本身的结构影响等都要充分考虑。文学本来就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产物,而分析的时候也应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科学和真实,唯有客观的分析才能还其本貌。
《万历十五年》又涉及一个多种视角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不仅从从拉长的视界和技术的角度观察明代晚期上层人物,分析这段历史。而且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显示了一种多维的视角。如果说对本朝社会结构的分析属于内部研究的话,那么与各国的对比则属于外部研究。他综合了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思想的各种角度对明代晚期的社会进行分析。如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与中国是大陆环境、与之适应的大陆文化,而英国、荷兰
海洋环境、与之适应的是海洋文化有关。这就从地理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分析。这就提醒了我们在做文学研究的时候不只可以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去研究,而应打开视角,利用如经济、民俗、地理、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万历十五年》极其大历史观在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议的地方,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有众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