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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摘要: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运动直接带动了钢铁工业的飞速发展,继而导致了世界铁矿石需求量的迅速增长。随着世界尤其是我国对铁矿石需求的急剧增长,全球铁矿石开采得速度明显加快,但供给仍赶不上需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的最大买家,2008年占全球海运铁矿石总量的52%。但中国在定价方面却缺乏相应发言权。然而国外铁矿石生产集中在三大企业,而作为主要买家的中国企业分散议价,在国际铁矿石资源上基本没有说话权利,进口铁矿石价格受制于其他国家。我们应主动加强对我国未来铁矿石战略的研究和思考,积极寻求合理有效的措施,努力改变国际矿价谈判中受制于人的现状,争取在铁矿石价格上的发一言权,变被动为主动,从而维护我国国民经济和钢铁企业的安全与利益。
关键词:铁矿石;垄断;价格
一、世界及我国铁矿石生产与贸易状况
据调查,国际铁矿石的可开采储量为1600亿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和南非等国的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78%。近几年,由于钢铁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对铁矿石的需求量年年攀升,国内矿石的不足也刺激了我国进口矿石的迅猛增长,进口量每年都在20%以上,2002年我国进口铁矿石首次突破1亿吨,,并在2003年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二、当前国际铁矿石定价模式及特点
作为目前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国,中国50%以上铁矿石依赖进口,但令人尴尬的是,中国钢铁企业没有获得与世界第一大进口市场相对等的话语权。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因此有必要对国际铁矿石定价模式进行研究。
一般来讲,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定价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国际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成交价格决定,例如,石油、大豆、玉米、铜、铝等期货市场就是形成这类商品基准价格的中心。另一种是尚未得到期货市场认可的品种,其基准价格由该品种主要买方和卖方通过年度谈判达成。铁矿石的定价模式就属于后一类。总结起来,笔者认为,国际铁矿石贸易在定价模式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现行的国际铁矿石谈判机制始于1981年。一般每年的交易从4月1日开始,到来年的3月31日止,作为一个财务年度。在前一年的第四季度里,各主要钢铁生产国的代表企业,如日本的新日铁、韩国的浦项制铁、中国的宝钢、欧洲的阿塞洛米塔尔等与世界铁矿石三大主要供应商进行年度铁矿石贸易谈判,以确定当年的年度交易价格。谈判一般会进行若干轮。由于一家钢企同时采购几家矿企的产品,而一家矿企也同时供应多家钢企,因此各钢企与各矿企的谈判实际上以多边的交叉捉对形式进行。
在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谈判中,还有一个所谓首发定价的国际惯例,就是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无论哪家钢铁企业最先与供应商谈定年度价格,它所确定的铁矿石价格一般就将被全球其他钢铁企业和供应商所接受。
由于长协价是国际市场上主要卖方与买方议定的年度价格,代表了国际铁矿石主要供求关系,因此长协价被公认为国际铁矿石贸易的基准价格。同时,在国际铁矿石贸易中也还存在随行就市,即买即卖的现货价格。当然,现货价格由于受到短期需求以及海运费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在价格方面表现则非常不稳定。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一般情况下,铁矿石的现货价总是大大高于长协价。当然,也有特例,2008年10月,铁矿石的两种价格就出现逆转,受全球钢铁市场需求持续下降的影响,铁矿石现货价出现7年来首次低于长协价格的局面。另一方面,现货市场价格对长期协定价格的确定也会有一定影响,如果现货需求量增大,现货价格上涨,就会助长矿石寡头供应商在长协价年度谈判中的提价要求。反之,长协矿的购买方则会据此在谈判中提出降价的要求。
三、当前国际铁矿石定价模式下我国谈判地位不利的原因
国际铁矿石价格暴涨,我国被迫接受价格上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离不开前几年国际铁矿石贸易供不应求、我国铁矿石市场需求大大增加。当今国际市场上,国际铁矿石贸易价格为几个主要的出口国和进口国谈判商定,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市场。因而博弈论在这个领域中可以得到适用。具体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我国国内的铁矿石虽然储量不小,但是铁矿石平均品位只有33%,%为贫矿,%,且分布分散,开采难度大,生产成本高,而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钢材需求旺盛,从而造成了对于国外铁矿石资源的进口依赖。现在,我国钢产量占世界的50%,铁矿石进口量也占世界的5%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与此同时,%,%,%,%,2009年据预测将达到70%。这种状况被专家称之为达到“极度依赖”。而且,我国铁矿石进口来源集中度也相当高,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是我国铁矿石进口的主要来源,2005年四国进口量占我国总进口量的90%以上,2006年则为89%,其中又以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比例最大,分别达到38%、24%和23%。应该说,对于铁矿石进口以及进口来源国的高度依赖,是造成我国不利谈判地位的根本原因。
国际铁矿石贸易中,卖方则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方面,而且日益有结成价格联盟的态势。目前,高品位的铁矿石几乎被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控制,巴西是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国、第二大出口国,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国、第一大出口国,印度则是世界第八大生产国、第三大出口国。全球铁矿石行业格局是,CVRD、BHP和Tinto三大矿业巨头掌握着世界铁矿石海运量的70%,控制着国际市场80%的铁矿石资源。作为铁矿石市场上的垄断卖主,垄断卖方不像一般卖者那样接受市场既定价格,而是可以通过控制供给量的方式决定交易价格。在近年来的铁矿石谈判中,三家卖方就立场相对一致,其表现出来的默契程度几乎达到一种近似串谋的地步,这大大加大了卖方的谈判砝码。
在国际卖家具有垄断优势的前提下,我国是否可以联合国际上的买家结成买方联盟加以应对呢?实践证明,相比卖方,买方的立场往往由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很难达成一致,最终只能在谈判中被各个击破。例如,在2005年的谈判中,%的协议,中方不得不含恨吞下苦果。2008年的谈判中,日方再次“反水”,先是新日铁首先接受了淡水河谷涨价65%的要求,接着是韩国浦项,最后德国蒂森克虏伯俯首称臣,中国钢铁企业陷入孤立境地。
近几年,受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我国丧失了所有大宗商品的
国际定价权。2004年我国大豆开始对外开放,在外国一些大国如美国,通过对期货市场的操纵,使我国国内大豆企业严重受损,这些大宗商品与国际接轨了,但定价权我们没有掌握,最终只能遭受损失,因此,在现在金融市场繁荣发达的年代,美国一些大国正在以全球化为先导,以他们的强大的金融为后盾,渐渐的占领、侵害我们的经济,铁矿石也不例外,虽然铁矿石不是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但与铁矿石交易相关的重要环节仍受期货市场的控制与操纵,如海运费,所以,铁矿石定价受期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
四、提高我国参与国际铁矿石谈判地位的对策
“怪圈”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价格影响力和控制能力,中国钢铁企业理应拥有相当的国际铁矿石定价权。关键在于,必须打破目前不利的传统定价模式,努力造成有利于我方的新的“中国模式”。首先,不承认首发定价,即使其他买家与卖家率先达成协议,我国依然保留继续谈判的权利。其次,面对“两拓”联合的不利情势,中方应该寻求在谈判中发展更多的谈判对象,力图实现供给来源多元化,瓦解供给一方的联合态势。在这方面,澳大利亚FMG公司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铁矿谈判的一个重要变数,因为,FMG公司具备日后与“两拓”构成鼎足之势的潜力。拉拢FMG公司乃至更多有潜力的矿业公司参加谈判,可能是我方制衡“两拓”的另一张王牌。
,实现一致对外
钢铁行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对于产业集中度的要求很高,而我国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不论在生产还是在贸易领域都比较低。据统计,2007年我国排名前5名的钢铁企业产量仅占全国钢产量的24‰而日本是89%,欧盟是87%,俄罗斯是81%,韩国仅浦项一家就占据了全国69%的份额,阿赛洛钢铁公司则几乎囊括了法国的钢铁生产。在铁矿石贸易领域,问题同样如此。为此,笔者建议在新体制下由中钢协牵头组建国内铁矿石采购联盟,争取逐步以100%长协价的方式集中进口铁矿石,而后由符合进口资质的企业执行合同。同时,积极推进钢铁业联合重组、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钢铁行业的调控力度,关停未达到技术标准的钢铁企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而对铁矿石进口企业则可以进一步大幅度削减,有专家建议控制在5到10家即可。总之,通过提高我国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在实现一致对外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被动局面。
建立和发展铁矿石期货市场,逐步形成其完善的价格体系也将有助于我国争夺铁矿石的国际定价权。选择铁矿石作为中国期货新品种能够充分体现中国企业界争夺国际定价权这一最为迫切的目标,打造中国的“国际定价中心”,争取国际商品定价权地位,国家的力量非常重要。政府应尽快创造良好的政策与法律宏观环境,建立健全一个以保护各方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秩序为目标的监管体系,明确政府、期货交易所、期货业协会的正确定位和相关职能。同时,政府还应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根据自己业务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并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使钢铁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得以普遍化,同时加强风险的控制和监督。此外,我国的期货交易所必须尽早打破封闭的局面。国内期货市场的封闭性,即不能走出去、请进来的现状,依然是争夺国际定价权道路上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我国应积极研究学****国外发达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完善本国的商品期货市场规则,提高市场开放度,增强国内外企业参与中国期货市场大宗交易的信心,大力发展铁矿石期货市场,建立国际市场定价中心,最终取得铁矿石的国际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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