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符号对文学要素的颠覆——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符号学考察及反思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品,艺术家,读者。但在后现代文论思潮的冲击下,文学四要素所包含的传统文学观念遭到彻底的颠覆,引发了文学性危机。这一文学性被消解和颠覆的过程何以发生?梳理问题的关键何在?结合20世纪美学的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背景可以探知,符号学考察显然是解决此美学问题的理想途径。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学术灵魂的大师如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展开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割裂符号与世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从而动摇了传统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基础。世界(现实),作品,艺术家,读者等文学要素所包含的传统文学内涵正是在符号裂变的过程中被消解的。
一、(世界)现实的文本化和仿像化——文学再现论的转折
古典文艺理论的现实观建立在朴素的实在论基础之上,人们相信,艺术和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致性。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达·芬奇的“镜子”说是传统文学再现论的代表,它们强调文学能够如实反映世界并达到真理。这种观念在现代受到符号学始祖索绪尔的挑战。在能指——所指——指涉物三者关系上,索绪尔撇开了第三者,即语言可以组成自己的现实而不必转向自身以外的世界,语言与世界不必对应。在他的直接影响之下,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领域卓有创见,确立起“语言结构”本体论,强调语言结构对世界的构成和组合功能,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被颠倒了。
结构主义区分了符号和指涉物(客观现实),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进一步区分能指和所指。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结合而成的统一体,但德里达针锋相对地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和谐对称。他指出,由于“结构”范畴依赖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符号的差异性原则,即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结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意义的确定依赖于它和共时系统中其他成份的差异关系,所以,“结构”或中心本身也必定与其他符号一样,其意义在无休止的差异游戏中被推移、延宕和悬置了,“这种中心的‘在’从来都不是它自己,它总是已经被逐出到它自身以外的替代者身上去了。”[1](p249)德里达认为语言符号完全自我指涉,沉湎于“能指的游戏”,不但削解了的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言语-语言深度模式,也削解了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式的现象-本质的世界观,传统的文学再现和艺术真实观被彻底瓦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的能指平面化又演变为现实的仿像化。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发现,消费社会的“符号”遵循一种“消费逻辑”,通过“符号操作”来否定真相,造就一个超真实,“仿真”的世界。形象则与任何现实都无关,它只是自身纯粹的模拟物的仿像。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极度追求的各种仿橡的大批复制。符号不但与现实指涉物的关系切断,而且直接虚构现实。
二、作者的死亡——文学表现论的终结
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康德把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判断力为艺术立法的启蒙高度。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突出审美和文学的主体性,实现了文学模仿论向表现论的巨大转变。然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发展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所谓“客观主义批评”则批判了作者意图说,结构主义——符号学这种语言中心形式主义也直接否定了作者在创作中的作用。后现代的哲学话语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