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思考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近来在国内很受关注。据“光明网·科技频道”的一篇题为“许智宏院士:美国人每天都在吃转基因食品”的报道,2014年11月24日,一场以“‘***转基因’——‘转基因,你真的了解吗?’”为题的“博雅文化沙龙”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许智宏表达了如下观点:“植物是食物的主要提供者,而许多农作物,如栽培稻是通过人工驯化的方式由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来,这经历了长期的选择。经过驯化,番茄果实变大上百倍,马铃薯块茎变大几十倍,黄瓜由苦涩难食变得清香可口。”“在作物育种的过程中,科学家利用了大量的杂交方法,其中就涉及到大规模的基因转移。”“今天给我们提供食物的大多数农作物都是人类长期人工选育、转移基因的结果。”“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吗?事实是他们每天都在吃转基因食品,只是美国对于已被批准生产的转基因产品并无必须标识的要求。”[1]与许智宏教授所持观点相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不久前制作了一部“美国转基因调查纪录片”,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提出质疑。
关于“转基因”的概念,我认为许智宏教授的说法错了,“转基因”并非“转移基因”。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事近几十年的事情,而许智宏教授所讲的“转移基因”则已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如果有性生殖中的亲代基因转移也算作“转移基因”的话,这个历史起码有几亿年了。“转移基因”是一种更接近于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做法,并且受到自然界物种之间固有边界的限制;而转基因技术却是人为的在单个或几个基因层面上的“
DNA重组”,是“在技术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类获得了打破物种间固有边界并根据意愿重塑生物的能力”之后[2]所做出的。而关于什么是转基因食品,根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的说法,“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通过基因的跨物种转移和遗传物质的改造,使生物体在性状、营养和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1]
[2] 引自http://tech./2014-12/02/; 引自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综述与思考,叶敬忠,李华,《农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1期;
而形成的”[3]。
转基因食品出现已经将近
二十年,崔永元的调查再一次
把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
论带到了舆论和百姓的视野
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崔永元
在他的纪录片里提到了“草甘
膦”的安全问题,他采访的南
茜?斯万森称美国国内草甘膦
的使用量和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以此暗示了草甘膦可能是导致这些疾病的元凶。“草甘膦”是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除草剂,“是全球最大吨位的除草剂品种,其年销售值与使用面积均居农药首位”
[4]。“1996年世界范围内只有六个国家种植了17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James,2007)。,种植国家达25个(James,2008a)。”“2008 年全球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已占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积的 80%以上”[5]。如此算来,全球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1亿公顷以上,接近俄罗斯全国的耕地面积()。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配合上草甘膦的大量使用,对环境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国内的关于草甘膦对大豆生长的土壤微生物的影响的研究,“大豆根瘤菌可能以培养基及草甘膦为碳源和氮源提供生长所需,因此随着各个浓度草甘膦加入时间的延长,大豆根瘤菌数量逐渐增加,但仍低于对照,说明草甘膦对其生长仍有抑制作用,而这种抑制是不可恢复的”[6]。而草甘膦对根瘤菌的抑制作用会破坏土壤中的微生物环境,对土壤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根瘤菌作为大豆生长的重要氮源,其受抑制也必然会对大豆生长产生不良影响。另外根据一篇文章Economic &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irst-generation Modified Crops: Lessons from [3]
[4] 转引自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综述与思考,叶敬忠,李华,《农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1期; 引自草甘膦与抗草甘膦作物,苏少泉,《农药》,2008年9月;
[5] 引自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及其发展策略,强胜等,《农业生物技术学报》,2010年第1期;
[6] 引自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陶波等,《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11年4月;
the United States,“研究了抗草甘膦大豆芳氨酸、脂肪酸、异黄***、胰蛋白酶抑制剂与凝集素等50种成分的特性,结果发现:在2个转基因大豆品种中,苯丙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