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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一关于“雕塑·戴耘的雕塑”展览的思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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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与一一关于“雕塑·戴耘的雕塑”展览的思考
人类文明的进程常以物的形式被存留与凝结,某些物在时间的磨砺以及空间的转换中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文物”。由于全球性文物的流转与博物馆制度的建立,使人类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提供这种可能的背后,也存在着太多的爱恨情仇。岁月的流失是最好的镇静剂,在21世纪的今天,直面那些过往的现实,或许将产生不同的言说。
雕塑家戴耘,这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西安人,兵马俑、碑林、昭陵带给他对历史、文物天然的敏感。而这种感性的认知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的变迁,思想方式的变化也增添了更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思绪。因此,戴耘用了6年的时间,希望以艺术家的方式平视历史,以“我”的方式表述“我”的态度。
在笔者与戴耘交流了近两年之后,终于找到了本次展览策展的逻辑。“与雕塑?戴耘的雕塑”将是一个以宏大叙事为借口、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的展览。这一展览试图强化平等与并置的理念,展览中艺术家戴耘会用他独创的以砖为材料的雕塑方式,再现那些被收藏、展示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尤其是来自于他国的雕塑。如此用廉价的材料所进行的,严肃而认真的“山寨”,是对纷繁世界的单纯重述。此行为恰恰在建构着一条引发思考的通道,一出雕塑家版的历史正剧。因此,这是一个动静结合的展览,美术馆的空间也将作为剧场,那些过往的雕塑以及戴耘的雕塑和来参观的你们将在这样的戏剧里,与历史、与观念进行一场穿越、疏离而又是零距离的对话。

戴耘以红砖为材料、以模仿昔日经典作品为基础创作的雕塑作品,从评论角度讲好像有许多点可以被抓取。在这些点里不仅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态度可以表述;有当代艺术的观念可以生发;甚至可以牵连到政治、经济、外交……,延伸到历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但再纷繁的世界对艺术家来说,往往只是他们创作的底色,戴耘也是如此。戴耘太像那座西安城,稳定、安然、有自己的气质和逻辑。因此,要了解他,就需要好长的时间,虽然看起来戴耘是那样的平易近人。所以,这两年戴耘来北京抑或我到深圳,都会围绕着作品高密度地聊一次,如同喝一回大酒。为了理清这一变化的脉络,我想还是有必要围绕着我们的展览主题对戴耘的艺术历程,进行一下适度的展开。
前文提到了,雕塑家戴耘是个“70后”。他的成长经历粗略看来是非常平静的。没有遇到战争、没有挨过饿,完整地接受了教育、本科、硕士都顺利的毕业,大学留校,结婚生子。之后,从历史深厚的西安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工作,进入了专业的创作机构,近期又调入深圳的一所大学教书。这样的履历,仿佛太顺理成章,缺少给艺术家创作提供激荡的因素。但我们细读戴耘成长的这40年,恰恰是中国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结构剧变的40年。我也是“70后”,作为同龄人也深刻地感知到,这其间发生的一切在我们这些人思想的深处所产生的震撼与纠结,恐怕不亚于一场战争。从红宝书、样板戏、有粮票、米票、布票的计划经济到邓丽君、牛仔裤、电视机时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买车、买房、互联网时代的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忐忑到全球化带来的亢奋,甚至书桌上的政治课本每一次变化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老歌,描述着这个时代流转的“主旋律”。因此,“70后”这代人是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我意识与国家意志之间游走的一代人,他们的特点就是永远在变化的路上。
戴耘也不例外,他的作品一直在时代的变迁中,追随着自己感受的变化,尤其是感受世界时所产生的拉度与落差。比如他用红砖这种带有童年记忆的,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材料来表达最时尚、最消费、最商业化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戴耘较早成名的砖材料作品是一辆奔驰跑车。仔细想想这件作品带给观众颇具娱乐性、参与感的同时,也埋藏了某种态度。当你试图与作品互动,进入这辆红砖汽车时,那一丝怕红砖蹭脏衣服时的小心翼翼,是否会在观众心中抹上一层难以名状的思绪。这种感性上的小小障碍,会提醒我们戴耘发明或者说发现的这种雕塑新材料以及相关的技术本身的意味。单块的红砖是个体的,甚至是一样的,众多的个体经过水泥的连接可以成为我们理想的高楼大厦。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砖虽然是无性格特征的“分子”,但“组织起来”就不一样了。在戴耘的手中它们被重新激活,红砖组成的结构被切割、被塑造,具有了自我的个性,它们所带来的那份特殊的气质,甚至频繁的媒体曝光率,成为了戴耘创作的符号。

回头看看,戴耘以砖为材料的作品,我感觉至少走过了三个阶段,其一,是戴耘的波普系列时期,我们看到的是砖的豪车、砖的沙发。其二是静物系列,这类作品将日常生活中的器皿重塑,借由砖与水泥形成的结构,而产生某种宗教感。在静物系列中戴耘赋予作品更多的精神性,甚至会使观者想到意大利油画大师莫兰迪的作品。而后来当看到戴耘的“造像”系列作品时,我感到他不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