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安东尼奥尼在中国

安东尼奥尼死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只有少数文化上的精英分子感觉怅然若失。他是遥远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电影的活化石,肉身的毁灭形象地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唯独在中国,他的死引逗起许多人的回忆。安东尼奥尼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你信不信,经历过1974年对其作品《中国》的批判的人,都清晰地知道这个事实。
我有个年长的朋友,那时候在北大荒当农工,免不了也要加入战团,批判一通。他没有看过那电影,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批判一部没有看过、也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就像和一团空气作战。照例,敌人几乎是假想的,只有当年《人民日报》的文章提供了少数端倪。然而,这种战斗方式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的前半生、几乎整个国家和无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置身在这样的假想的战斗之中。
我不禁想起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这部电影时的情形。他置身在他从没有见过的情景之中,置身于陌生的语言的海洋,每一次拍摄都是一场小小的战斗:让主人相信他在按照预先商定好的方案工作,同时猎取他想要的镜头。安东尼奥尼的战斗和我的朋友的战斗并没有两样。他们都在挑战一种无从了解的事物。

长达3小时40分钟的《中国》,让安东尼奥尼意外遭到了8亿人的齐声责骂――这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安东尼奥尼沮丧的是,引起争论并不是他的初衷。影像的情绪是灰暗的,处处都充满了对现实背后的事物的怀疑;对安东尼奥尼来说,他的本意并非想要诋毁什么,他只是本能地对历史的未来感到悲观。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电影的问题不在于安东尼奥尼本人的历史观,而首先是他没有尽到为客之道:他被邀请到红色中国来,却违背了主人的意志,辜负了一番信任。
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是刚刚建交的中意政府的形象工程。原来是电影搭台,政治唱戏,双方虽说未必一拍即合,也可以说是两厢情愿。没想到,这出戏到底唱砸了。而其他人受邀来到中国,却少有波折。1955年,萨特来过: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看了潮水一样的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万岁。1960年,埃德加?斯诺故地重游,见到了延安时期的许多老朋友;据说斯诺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可惜,他的新书在美国却乏人问津。
1965年,安德烈?马尔罗带着戴高乐的指令会见了毛泽东;他在回忆录里写了不小的篇幅,有人说他是“恬不知耻的胡编”(说他只和毛泽东待了三十分钟时间,刚来得及交换一些外交辞令)。和他们相比,有人难免要觉得安东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