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父亲一声不吭
听说达芬奇是在法国国王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人家是旷世奇才,这等待遇也算恰当。我曾大不敬地想,即便我家老头子命如草芥,将来百年时,至少可以在我怀里瞑目。
可我忘了,老头子一生运气都不好。
2010年7月11日11时4分48秒,坎坷了一辈子的老人不知大限已至,仍想迈步前趋,结果一头倒在发亮的柏油路上,面朝大地。天空中已下了两天的暴雨一直在瓢泼。
此时我正出差。神农架山区,车在险恶的山道上飞驰,山巅和雨云糅成一体,不知和淋在他身上的是不是同一场雨。
葬礼一如所有的葬礼。父亲单位退休办按惯例安排了一切,没有容下我作为独子半点个人的悲伤。直到火化前在告别厅里,大家才特意留了一点时间单独给我们父子。人口大国,礼仪之邦,平时只听说活人要排队,今天才知道在告别厅死人也要排队。工作人员善意提醒我要快一点,我苦笑:我家老头子走得已经够快了。
头七已过。我在落满灰尘的旧书架上寻找父亲的“原罪”。20年前的记忆,指引我在一本1979年版的《辞源》里,找到了那份发黄的处分决定。这份24年前的决定是对42年前的一次死亡事件的处理结果,就当时已经纠缠了父亲18年的事件,给他留下了“打砸抢分子”的定性和计3个大过的处分。
这份组织部的决定耗去了父亲最宝贵的20年光阴。就在他倒下后第二天,当年的省委组织部长也去世了。去殡仪馆的路上,挂鄂AW车牌的黑色轿车如过江之鲫。人,最后总要走那条路。
1967年夏季的一天,让父亲后悔一生。
他1962年考入大学数学系,当时实行苏俄式5年学制,理论上他应于1967年毕业分配,但当时正值“文革”,全国的大学生都在留校闹革命、等分配。他可能是那个年代最无忧无虑的人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工人。国军败逃台湾时他的父亲谢绝了厂方的礼聘,没有迁台,配合地下党,迎接解放,1950年代调往新建的成渝铁路担任车辆段车间主任。在那个年代,几代人都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自己又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就算得是金刚不坏之身了吧。
但年轻的父亲却不太爱惹事,属“逍遥派”。他在大学成绩平平,却喜欢音乐,小提琴、钢琴、二胡、美声都能来两下。
1米63的小个子,却又是连续几年的校足球队门将、举重队队员、游泳队队长。“文革”中一切乱了套,他担任学校游泳池的管理员,一个人住在那里,优哉游哉。
“文革”中四川的武斗骇人听闻,祖父怕父亲搅进去,特意从重庆赶到成都,找到父亲寝室。当着一寝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面,沉默的老锻工噼里啪啦把一支他从没接触过的国产***半自动步枪卸成了零件,又噼里啪啦装回去,丢下一句“不管怎么变都是一回事,管他马打死牛还是牛打死马都不关你的事”,走了。
但谁见过年轻人信老人的话呢?终有按捺不住的一天。
那天父亲在游泳池边锻炼。有同学找来两副拳击手套,练拳。“文革”前国家体委已经取消拳击运动,因为发生过因拳击致死的事。但这时天下大乱,想玩就玩。学校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带着一群人路过,招呼:过来帮个忙,审特务。
所谓特务,其实是数学系一位老讲师。他被造反派查出胞兄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一番审问,老讲师居然承认自己加入过特务外围组织――其实他不过是在给国军飞行员当数学教员时兼管思想工作,在收发室偷拆过飞行员的信件。而后老讲师为后来与“大特务哥哥”分道扬镳给出一个浪漫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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