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奴性的历史文化批判
专制官僚政治的奴性文化基调
在一个社会资源主要由政治权力支配的时代,属下因无条件服从而得到君主赏赐的权力成为财富和自我实现程度的主要象征。不愿媚上而无法获得政治权力的真正隐士,其生活处境相当困难,一般人难以接受。庄子,超然物外,但他的生活异常艰辛。陶渊明任彭泽令时不满于社会黑暗,辞官还乡,晚景凄凉,靠乞食为生。陈仲子本是齐国贵族,为追求道义,不肯食不义之食,也不肯贪不义之财,其结果是面有菜色,生活艰难。孟子就讽刺说,陈仲子这样的隐士,只有变成蚯蚓,上食黄土,下饮甘泉,方能达到自己的境界。反之,因绝对服从又能讨君主欢心而获得政治权力的奴才却能活得很滋润。
在中国封建王权时代,俸禄在官员的收入中并不占主要比例,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合法与不合法的收项。合法的例如“陋规”,不合法的就是受贿了。明朝大宦官刘瑾积累的家产超过6750万两白银,清代和
?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对中间的官僚,俗语一般的评估为:“三年清知府(县),十万雪花银。”所以,官愈大,经济上的利益就越大,官越小,经济利益就呈下降趋势,不当官,就只能捧着《论语》过穷日子了。
中国历经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朕即天下”,皇帝是所有人的主子,官员都是皇帝的奴才。因此,奴性旗帜在官场高扬并不是奇怪之事。中枢重臣、地方大吏要直接向皇帝献媚,才能保住高官厚禄乃至更深厚的灰色收入。一般官僚要向上司献媚,在保住不菲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升迁以获取更丰厚的经济收益。“千里做官只为财”与“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奴性文化,正是人的经济理性与专制政治体制媾和而生发出的文化怪胎。我们并不认为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士群体完全丧失了理性和批判精神,但在强大的专制权力之下,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的政治真空。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辅以政治高压,奴性文化焉能不在专制王权的官僚体系中狂欢呢?批判理性丧失,奴性文化大行其道,此方苞所谓“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刘泽华先生对古代官僚阶层的奴性心态总结得非常精辟:“(士大夫)飞黄腾达时多阿谀
,失意之时多牢骚。”
奴性文化的培基效应
奴性文化是建设一言堂的地基。唯命是从,唯上是从,是奴性文化的一大表征。无论决策或执行过程,组织成员放弃了自身的判断力,以领导的认知和意志代替自己的认知和意志。甚至于领导并不热衷于在执行的具体问题上进行判断时,组织成员也要千方百计试图揣摩出领导在具体问题上的倾向性。这种氛围不仅仅只是阻碍组织的效率,更严重的的后果在于组织的决策因而缺失了自我纠正的机制。自我纠正的机制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放胆进言,而正是奴性文化扼杀了放胆进言所需的独立人格基础。
另一方面,奴性文化也促进了领导者对自身判断力和人格魅力的自信膨胀。长期被阿谀奉承与歌功颂德所包裹,即使是曾经非常理性和保持自我清醒的杰出人士,亦不免逐渐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我们是否还记得当中共中央全会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陈少敏一名中央委员没有举手。这是奴性文化造成政治理性丧失的典型案例。
而湖南郴州李大伦、曾锦春案则演绎了奴性培育腐败的温室效应。当领导开始腐败时,奴性文化使得其辖区内的反腐机制丧失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