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金灿荣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但你必须理解美国
假如你正坐在出租车上,刚好遇到一个不爱听交通台或评书的司机,正频繁调频。这时他调到了新闻频道,你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利比亚局势的看法。司机的手还没从按钮上挪开,顺势又转到了国际频道。你又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忽然之间你意识到,这是同一个男中音!
这样的“怪事”真的有可能发生。第一次采访金灿荣的间隙,他就接受了两家电台的电话采访。“因为是录播,如果他们是同一个时段的节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用金灿荣的话说,他的时间被分割为7块:教学、研究、行政事务、政策讨论、受访洋学会学术工作部,“基本是被外面牵着跑”。他正尽量压缩后3块的比例。但我们第二次采访他那天,他早上去凤凰卫视录《震海听风录》,录完去上课,下午又接受复旦校友会的采访。很少穿西装打领带的他,那天的装束相当正式。不过采访结束后他就解了领带,换上布鞋,回归不羁。
他办公室里最打眼的,一是堆积如山的书刊杂志,一是角落的自行车。书刊杂志没时间看又不舍得扔,就像他读本科时买的那两三百本书也保存至今,“当然那是每本都读过,有的还读了好几遍”。至于自行车,那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他刚去了一次美国。早先一年要去十几次,现在觉得那样有点傻,基本一年两次,因为美国社会比较稳定、透明,短时间内变化不大,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就行了。何况潮流也在变化,现在倒更多是美时要是不上课,每天总有两三拨人来找。“我们的变化大,他急于了解你就跑得勤。”
在大学教书,和年轻人保持交流,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点,这样的生活,让金灿荣觉得愉悦。之前他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几任领导都很优秀:李慎之、资中筠、王辑思……但研究所有点老气横秋。他都快50了,回去时所里的人都叫他“小金”。
采访中,他一再提到“幸运”这个词。“我们国家从相对贫穷走向相对富裕这个过程,我们是亲历者,每一步都感觉比以前好一些。我估计下一代就有一个问题,他们的起点比较高,幸福感反而会差一些,他没有上升的感觉,反倒容易有受挫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挺幸运的,我是有点感恩的。”
在他的回忆里,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都“挺好的”。虽然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生活相当窘迫。祖父祖母死后,13岁的父亲就被老乡带出来打工,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浙江。解放后他读夜大“扫盲”,3年就取得大专文凭,曾经作为武汉的两个代表之一参加1956年的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他比较大男子主义,不许母亲去外面干活。三姐妹三兄弟和父母8口人挤在老旧的两居室,金灿荣和哥哥窝在阁楼,武汉的夏天多热啊,一家人居然其乐融融。
金灿荣上中学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家里就有点担心,以后下乡你怎么办呢?结果高考恢复了。他原本是学理科,离高考还有10个月时转学文科。他所在的中学是理科重点,没有文科班,全校就他一个人学文科,只好转去一所普通中学。1980年高考他是文科武汉市第一湖北省第二,进复旦大学读国政系。几年后去北京,在社科院读硕士。
复旦那个班41人,毕业后的最高潮是有30人同时在国外学习。“一个班30个人跑到外面去,人家接受你,证明这个班很厉害啊!”后来这41个人各有各的发展,“都挺好的”,但留在学界的只剩下3个。
在复旦时金灿荣搞了不少活动,比如每周五组织班里的学术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