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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家的产生与演进，“一类其演进最初是由内部固有的因素引起的，
另一类演进则是由外部影响引起的”。(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早期
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冲突与在外力压迫下人们为生存而产生的融合,是内因与
外因的辩证关系。没有内部阶级冲突， 国家演进就缺乏质的变量;没有外部生
态、人口、种族压力，由血缘组织向地域性国家组织的转化就将非常缓慢。
国族相通构成民族、国家的基础
早期华夏文明也是如此。尧、舜、禹时期，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又是
一个部落间冲突激烈的时期。酷虐的自然条件以及部落间无序的争战，产生出以
尧、舜、禹部落为主体的庞大的部落间联盟。
夏国家与夏文化、夏民族共同体几乎同时产生，相互交织、融合，共同形成
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互生耦合关系，是作为一种族类共识和
理性而存在的。从史实看，大禹治水、驱逐三苗成功之时，也是史前国家认同和
民族认同达到最高点之时。
融合总是与冲突相伴而生。当以夏为象征的国家和族类认同达到顶点时，阶
级冲突也日益激烈。不过，由于国家这一新兴事物对社会整合和抗击外侮的积极
作用，使得其在古人心中掩盖了激烈的阶级冲突。
夏代族类融合与政治上国家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昔日部族界限。由于夏民族、
国家是由各氏族部落凝聚的共同体和政治联盟，因此在政治上它是“大国小邦”，
在民族上则是“大民族小宗族”，国、族相通的组织形式构成整个民族、国家的
基础，形成华夏民族与国家的同构。
“尊王攘夷”是华夏民族、国家认同新旗帜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华夏民族、国家意识的同一性
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春秋时期，华夏诸部的民族自我意识开始鲜明，国家意识日
益高涨，交侵与反交侵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出来。
这个时代主题在春秋时代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主线是政治上重整
“礼崩乐坏”的局面，将邦国内阶级冲突导致的无序化转向新的社会整合的有序
化。由于打破了血缘性宗族壁垒，以地域为行政单位，过去属于宗族、“诸夏”
的个人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员，以华夏为主体的“大九州”观念及“定于一”的政
治一体观念产生了。另一条主线以民族生存自救为中心展开，这首先表现在华夏
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上。
这两条主线的展开呈交叉之势，交叉点就是国家与民族在新起点上的认同。
这一时代主题的交叉点就是齐国高扬的“尊王攘夷”大旗。“尊王攘夷”体现了
时代政治与民族的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从
政治上说，“尊王攘夷”突出了华夏国家的主权理念与社会整合意识;从民族意义
上说，周天子又是团结“诸夏”的一面旗帜。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合一
春秋时代强化了自夏国家产生以来的民族、国家、文化在认同意识上的一致
性，即在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上都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兼容的、内聚的形式与
态度。战国时，由诸夏向汉族的民族一体化和由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秦、
齐、楚、汉的文化融合互渗，其原因就在于春秋时国家与民族调节机制的成功转
化。此后，形成了较明确的民族、国家合一的认同意识，形成了我们的民族、国
家、文化在思想认识上的重要特点。
一是族别上的兼容性。自春秋到近代，许多氏族、部落和周边民族融合入华
夏民族这一大家庭，成为现在中华民族的一员。尤其是春秋战国、魏晋、宋元明
清等时期几次大的民族冲突和融合，加速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与壮大。
二是国家的安全性。在华夏族与周边各族人民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
国家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在
民众看来，国家对民族的安危存亡有极大的政治责任，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
们就将救亡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将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在国家身上。
三是文化的开放性。自秦汉以来，东西齐、楚汉等文化的交融，影响了华夏
民众开放的文化观念。汉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来自东西南北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不断传入中原大地，与华夏文化融合，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在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国，人们往
往将国家作为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石，甚至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
一看做完成自身生命价值的崇高的目标取向。
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常常相伴而行，但分总是暂时的，合则是长久的。每一
次“分”往往为其后更大的“合”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国家一体化进程与民族一
体化进程始终保持一致。分分合合，铸就了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久经考验的
民族，也造就了一个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
然性背后，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意识中所积淀下来的深层价值结
构，即国家、民族统一的一致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一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积淀深厚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与对国家机器公共职能的实际需求和对祖国的情
感相互交织,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从古到今激励着千千万万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