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85北京返城
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在办回的过程中,远不止花了三千块钱。
1985年4月,我和我妈妈一起获得了北京市户口。当时我5个多月,我妈妈36岁。
户口是落在我爷爷家的。在那本暗红封皮的小本子上,以一种长手长脚类乎仿宋的钢笔字体,一式列着我爷爷奶奶、我二叔和四叔的姓名及各项’情况。我大姑和三叔那时候都结婚了。已经从爷爷家搬出去独过而我爸爸的名字,却需要再往后翻才能看到:虽然他是家里的长子,但他的户口是四年前才迂回北京的。和我妈妈一样,他也是68年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然后才是我妈妈。当年扎着两个小辫的中学生,去派出所注销户口的时候,她绝对不可能想到,这一个注销的北京户口,要等到17年后才让她争取回来:更令她无法想像的是,她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在办回的过程中,远不止花了她三干块钱,还有无法以货币衡量的代价。
其实对于当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不抱希望的父母来说,它的降临更像是一种奇迹般的馈赠。但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这个当时正在占用着大姨大姨夫的户口奶,并且将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一直占用爷爷奶奶的粮票的婴孩,突然也得到了一个北京户口。这让我们全家,在之后的好几天里,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狂喜状态。
两地分居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妈妈都觉得一个北京户口没什么要紧的。
这也许是因为她与别人不同:父母早逝,不可能有顶职调回的机会:家庭出身不好。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虽然她原来还算是女一中的高才生。知青通常调动回城的几种途径,她一条都靠不上。
不过大姨不肯放弃,她是妈妈唯一的亲人。她每年去给村领导送礼――盐渍过的猪肉,用的是自己一家省下的肉票。在当时的大同农村,肉是最能让人领略好处的奢侈品。
但是,大姨干里迢迢从北京送去山西的猪肉,也没能铺就妈妈的回城之路,使妈妈的生命轨迹发生变化的,倒是自己的一口普通话。她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她成了大队的播音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广播被县长赏识,从而得以进入县城的工厂工作。
相对于大姨的急切,妈妈对于自己能不能回北京,反倒比较无所谓。她那时候己打算留在山西,跟爸爸结婚。他们都是北京知青,同时插队山西,后来调进同一个厂后渐渐熟悉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爷爷退休了,要求让爸爸,他插队多年的长子,回北京顶职。
爸爸回去的第二年夏天,写信让妈妈来北京,结婚。
在妈妈十多年的插队生涯里,她从来没觉得自己会有机会调回北京。但是在结婚之后,她却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丈夫在北京,家在北京,她必须回去。
妈妈办户口,开始走的是政策性的道路,想借夫妻两地分居的原因,找爸爸的单位。但劳动科给予的答复是,夫妻分居需在15年以上,方可提出调动申请。
无法冀望单位,只好寻求相同处境的夫妻来进行对调。妈妈的一个同学在大同人事局工作,所以格外为他们留意有一方北京户口,另一方大同户口的夫妻。一旦发现这样的人选,妈妈就请上一两个礼拜的假,坐上一宿的火车来北京,跟爸爸一同登门拜访。
最早找的是一户随军军属,丈夫是军人,在山西工作,妻子独个住在北京通县。妈妈依稀记得那是个大热天。因为坐错了车,俩人在郊区问了好些人,绕了半天。天气又热,尘土又大,到人家家里的时候,妈妈已经喉咙都沙哑了。
在妈妈的印象里,对方很朴实,也很客气,两个女人还推心置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