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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进展论文(精选5篇)
汉字进展论文范文第1篇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月，消失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消失》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觉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化讨论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觉简体字》证明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觉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楚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消失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楚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觉‘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消失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消失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消失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消失的年月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晰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洁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进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觉“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头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进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消失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经常有一个字消失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消失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消失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全都。假如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觉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月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月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洁。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洁许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进展的趋势，也说明白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肯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进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旧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简单，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进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进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给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分同音异义字等，制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消失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致，在青铜器上采纳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简单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有用性，很快就由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进展与有用汉字相分别，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旧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有用化进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殊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进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沟通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预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进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进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状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消失，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化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精确 地说应当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消失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由于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有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特别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进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章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章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觉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晰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日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消失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化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消失，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汲取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汲取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消失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进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快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殊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消失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反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进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解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超：《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化》。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汉字进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王凤阳《汉字学》内容评价
王凤阳，语言文字学家，东北师范高校教授，195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高校中文系，留校任教，教授古代汉语。王凤阳先生从50年月中期开头便矢志于汉字学的讨论，历经30多年的时间，《汉字学》于1989年末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汉字学》《古辞辨》等。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终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确定了许慎对汉字讨论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定性。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讨论的进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讨论的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依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证明白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进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冲突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有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化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肯定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冲突、汉字的改进等。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进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进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进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进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其次十章叙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依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究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需顺应汉字进展的规律、文字进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扬和促进。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当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由于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其次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化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终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化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冲突，它们相互制约，贯穿在字形进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讨论了汉字进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讨论，认为汉字的进展方向和演化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进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讨论、探讨，颇有新意。同时，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讨论、考察，这样的讨论突破了以往的只讨论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此书不同于以往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讨论汉字历史和汉字进展规律的著作。在整本书中处处可以找到辩证法的痕迹，例如在字体论部分谈到：“字体不是直线进展的，各种字体不是齐头并进的。字体变化是辩证进展的过程，它在自身的冲突统一中作螺旋上升的运动。”这种辩证思维是值得我们提倡、学习并且应用到讨论实践当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