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研究论文
.freely of scale)和范畴效益(economy of scope),所以监管者数目愈小(甚至只有一个)优点便愈多,这样的监管机构费用类成本和监管协调成本就较低;在第一个模式的框架下,银行、证券与保险业分设监管机构,导致机构众多,人员冗杂,监管效率不高。而在第二个模式的框架下,统一原来规模不大的功能监管人,各功能监管人加强协调共享信息,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又会提高监管效率。例如,英国合并后的金融监管局(FSA)监管范围比被兼并的9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略广,但按真实价值计算,FSA在 1999—2000年度的预算成本就低于合并前各监管机构成本之和。但是,另一方面,第二个模式又难免出现监管目标交叉、模糊,混淆不同行业的风险控制技术和文化差异以及可能会增加道德风险,从而加大效率损失类和寻租类成本。
从监管收益方面分析,将银行监管的职能置于中央银行之下可以增强社会公众的信心,获得较大的安全收益;独立于中央银行之外的综合监管模式通常设立统一监管机构。因为能尽可能地消除监管死角,分享监管信息,鼓励金融创新,所以有较大的效率收益。但应该注意的是,监管模式的收益大小是与经济金融体制密不可分的,一般而言,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占主导的经济体系中监管模式一有较大收益,而在混业经营情况下,监管模式二有较好的效率收益。
金融监管有两大目标: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虽然,现代金融监管越来越注重两者的融合与均衡,但是在某一时期,监管当局必然要考虑是以稳定金融体系为重心,还是以鼓励金融机构竞争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活力为重心。两种不同的监管价值取向必定影响监管的成本收益。
若选择以稳定金融体系为重心,那么有可能采取较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增加对有问题金融机构救助的费用支出,从而增加了监管费用类成本;严厉的金融监管还不利于竞争,从而削弱了金融效率。一般而言,监管越是严格,监管成本就会上升,随着监管程度的加大,收益开始下降,收益与成本差也逐渐缩小;当监管过于严厉时,监管成本会等于收益,更严格的监管会使监管成本大于收益。
若监管当局选择以金融效率作为监管重心,一般会适当放松监管严格程度以促进竞争,鼓励创新,从而监管成本会下降,效率收益也会有一定提高,但可能会以牺牲安全收益为代价。因为金融机构的风险在追求创新和刺激效应中积聚,银行的信用危机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体经济的稳定。
金融监管者的激励问题有时会关系到整个监管政策的成败。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监管当局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政府部门,其行为目标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着自身的目标,他们会使自己的行为遵循某种组织程序和规则,并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评估其行为的绩效,这些特点使监管当局具有了某种类似于私人组织的内在目标,可称之为内部性。当监管人员的个人目标与公共利益相抵触时,或者由于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使监管人员有意或无意地懈怠工作,缺乏积极沟通信息的动力时,监管成本肯定会上升,而收益会明显下降。一个好的激励机制,不仅包括经济激励,还应包括对事业满足感、认同感这些目标价值的肯定,好的激励机制会使监管政策执行成本最低,决策时滞缩短、决策信息更完备、协调更容易、失误更少,监管的成效会更大。所以,一套完善的监督监管者的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