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论文
..毕业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中古时代的写卷,其中有数量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它的面世..毕业,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1。程毅中先生写于1961年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2,首次明确提出了“俗赋”这一概念。他说:“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赋。”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俗赋》专节,从此,“俗赋”之名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敦煌俗赋问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文体,而是作为“变文”的一类,所以敦煌俗赋的主要作品,都收录在《敦煌变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赋”,人们只以为是敦煌俗赋,比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就说:“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3这种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评价王褒的《僮约》是西汉留下的白话赋,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还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神乌赋》的出土,给郑先生的说法一个铁证,也给容先生的推断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
对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