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下)论文
.. 三、社会博弈以及形式主义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最后阶段
70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什(,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50年2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汪丁丁,1996c),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涵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选择博弈论做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choiceoperators)”,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仅从最晚近的文献看,首先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固定的“人性”的否定。这一否定导致社会科学整体性的危机。因为惯常从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再是认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法了。例如所谓“社会构造主义”(参阅VivianBurr,1996)所强调的9点创新之一是:个人特质(personality,翻译为“特质”或“人格”,都不妥当,应当与“characteristics”相区别,同时又不能与“humannature”太接近)与人性(humannature)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个体的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剩下来的,只是“场景(situations)”和与此相应的“身分(identities)”。个体变成了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的现象学派的文献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高夫曼,,eds.,1997;,1974,1967,1959)。社会通过语言、家庭、禁忌、等等,施加给儿童的塑造性影响(theshapingofpersonality)固然重要,但是个体,甚至从儿童时期开始,也对社会规范进行
“选择性适应(selectivity)”。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与存在哲学联系着发展起来的(汪丁丁,1998),并通过法国学派(德里达,,利奥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符号文化批评(马尔库塞,)得以发展。在文化批评领域以外,对“个体-社会”交互作用加以综合的当代理论家,如存在哲学家海勒()提出的“双重历史性(thedualhistoricity)”概念(,1986),以及世界领先的神经科学与演进人类学学者迪埃肯(Ter-,波士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暨哈佛大学医学院脑神经移植专家)今年发表的突破性的重要著作《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1997);最后是社会人类学权威科恒(AnthonyCohen,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